上海去年叫停“少儿英语星级考”，北京叫停“希望杯”和“奥数”，其良好的愿望是不要再对本已十分疲惫的少儿增加课业和身心负担，并同时平复“小升初”的正常秩序。但考证的暗流依然涌动，9月16日《新民晚报》报道，有家长最近发现，新出的一个“3E少儿英语水平测试”，其主办单位竟与原先的星级考是一家。无独有偶，8月份北京市教委针对“期望杯”算术比赛中显露出来的收费问题散发通告，严禁区县教委、学院等教育机构团体普及教育阶段学生参加学科比赛。
不仅“星级考”可以演变成为“3E考”，“希望杯”也未必不能演变成“期望杯”；今天不让考奥数、英语、作文、钢琴，明天就可能冒出化学、生物、地理星级考。如果主管部门的工作仅仅停留于叫停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考证”上，很可能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无可平复的结局。
考证热乃是扎根于有缺陷的“小升初”的制度土壤！
众所周知，就近免试入学在我国是“小升初”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好处，是保障了入学和上学的低成本，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必然存在的学校差异或差距导致了就读的不公平，以及择校乱象。
关于就近入学。如果家庭居住地对应的是一所薄弱校，那么，这个家庭的子女是否就注定该上这所学校、被拴在这所学校？显然，这对于居住在薄弱校附近的孩子不公平。如果限制他们选择其他学校，其不利后果不止于此，还在于这可能使薄弱校受到政策保护，使其降低或失去改进教育教学的上进动力，因为反正总有学生来。显然，以就近入学政策为据限制择校，不仅有违公平，而且不利于教育总体水平提高。
关于免试入学。由于公平原因使择校具有必然性，而免试政策则又衍生了形形色色的入学渠道：“拼证”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高额择校费等方式，这就造成和助长了“小升初”的乱象，不仅有腐败和不正之风滋生于此，还造成了不顾孩子个性特长、造成孩子巨大身心压力的“考证热”。
实际上，“小升初”就近入学也不是法律的必然要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学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义务教育法，对就近入学的规定都是相近的，即地方政府应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也就是，法律都把“就近入学”规定为地方政府的责任，而没有限定学生、家长方面不能择校。然而，对小学、初中入学实行分片“就近入学”已经成为了我国教育的普遍实践，并实际地把“就近入学”演变成了一条教育行政部门的硬性规定。
有人认为，考证热的背后是择校热，教育行政部门关键要做的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地区差异和校际差异。但有一个可肯定的事实是，无论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努力，校际差异至多可以缩小，而不可能真正消除。何况，不同学校的特色差异，更是不可能消除，因此考证、择校也不可能真正消除。
因此，当某些优质初中学校生源过多时，自行组织一定的考试、测试，兼或参考学生的其他素质表现而遴选，总比“拼爹”、“拼证”、交高昂的择校费更容易让人接受且危害也小得多。如果孩子没有考上，回到“片内”学校就读，人们也会更易接受。即使再有“考证”，也会更理性地选择适合孩子的“证”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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