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华人终身教授李东最近一直在关注刚刚离职的大学教授管敏鑫。
这不仅因为管敏鑫是他的朋友，更因为管敏鑫曾和他一样，是一个观望中国海归环境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如今，管敏鑫提前一步全职回国，却在今年11月被其雇主浙江大学“解聘”尚有一年多才到期的职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李东的观望就此“打住”。
月底，当李东和朋友一起在美国过感恩节时，友人在为管敏鑫感到“遗憾”之余，还把李东挖苦了一番：“我们之前也劝过敏鑫，现在好了，看你还回不回去。”
被管敏鑫事件“打击”到的不止李东一个人。
管敏鑫事件让高层海外人士对回国发展失去安全感
管敏鑫是谁？作为管敏鑫的前同事，李东最近不断地听人问起这个问题，对于圈内人，他只需要说起管敏鑫的老东家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医学中心的名号即可。对圈外人来说，他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一家在美国地位相当于中国的301或协和的医院。”
此言不虚，按照USNEWS给出的最佳儿童医院排行榜来看，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医学中心在包括癌症、肾脏学、整形外科、泌尿外科等儿科专业领域位于全美前三，有的甚至排到了第一。2010年年底，管敏鑫就在这样一家医院被评上终身教授。
这意味着管敏鑫马上可得到独立的实验室和年薪百万元。而他却在这时回国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华人终身教授张琛最近听说“管才回来还没过适应期就被解聘了”，被震惊了。
他没有去打听管敏鑫“被解聘”的细节，说，“处在观望中的华人，已经看得到是一个公开的、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高校‘违约’了！”
11月中旬，管敏鑫“被解聘”后的一周，由此而发起的“回国风险”话题在海外最大的华人网络“未名空间”持续发酵。有网友称：知道全职回国有“风险”，却不知是如此风险，知道有些高校领导“没有信誉”，却不知如此不讲信誉。“就连再等一年，让管把聘期做满，再怎么找个理由让他体面卸任都不行。这就是在直接扇那些全职回国、或者准备全职回国的人的耳光了——看你们敢不敢回来！”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1月20日，包括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兼职教授朱冠在内的8名浙江大学海外校友写信给浙江大学校领导，信内提到，“管敏鑫被免职让正在考虑或者以后考虑归国贡献的人才产生顾虑”。
朱冠告诉记者，在美的华人教授中，有的一心想回国，有的早已因为家庭等原因断了回国的念头，而有的则还像李东一样处在观望之中。第三类人的数量也是最大的，他们对国内环境有一定的顾虑，只是在等待好机会，管敏鑫事件发生后，则让这些人“再生看法”。
“困惑，担忧……由此造成的‘不安全感’很负面地影响高端人才彻底辞去国外职务、全职回国的信心。”朱冠说。
迄今，朱冠撰写的博文《浙江大学无端解聘高端人才管敏鑫教授》，已在华人聚集的科学网“精选博文”位列第一数周之久，阅读次数为3万余次。
处处碰壁让海归寄望“无菌”的类海外环境
在已经归国的华人生命科学领域，尽管管敏鑫的学术地位不比饶毅、施一公、王晓东、邓兴旺，以及同在浙江大学的管坤良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被解聘”的事件成为人们探讨海归生存状态的最新由头。
事实上，即便是这些学术界的大牛，其归国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管敏鑫折戟在担任院长的第3年任期上，而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曾对外说：“回国头两年最苦闷、最艰难。”
“我没想过有人会在背后算计。”这句话成了他所言苦闷的一个注解。
相比之下，一街之隔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看上去似乎比饶毅顺利一些。
然而，业内人士对此有另一番解读：北大生科院是个“老人”扎堆儿的地方，而清华生科院虽然也是生物系这样一个本土人才聚集地，但其学院建制则是施一公来后才有的。
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海归是否只有在“无菌”环境下才能生存？
在管敏鑫解聘事件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新华是一个被“搅进来”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他所在的研究院虽然和管敏鑫的学院仅有一路之隔，却被认作是学术特区，“全部是新鲜血液”，他本人也曾对记者坦言，“如果在一个有老人的地方，做得可能还不如他(管敏鑫)”。
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不少海归心仪的去处，被认作是国内开展科学研究的“绝好成功尝试”，但在一些人眼中，其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是体制外的“无菌”环境。
于是，有人大胆建议：学学深圳经济特区，在高校里建立若干个学术特区。
作为美国华人教授科学家学社负责人，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系主任孙贤和就曾呼吁打造“类海外”的学术体制和文化氛围。他说，科研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少数人推翻多数人现有结论或发现多数人没有发现的事物和规律的一项工作，这就决定科研人员常常不自觉地挑战权威和与多数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不一样，这些则是海外人士已经接受并擅长，但国内现有环境无法提供甚至有可能磨灭的一点。
归国后不去复杂环境“杀菌” 改革不成功能叫有本事吗
然而，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主席、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却不认为“海归们都该这么做”。
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要干什么？如果将“类海外”环境比作“无菌”环境，王小凡认为，海归真正应该做的是进入“有菌”或“杂交”环境里，去“杀菌”。
这和管敏鑫的想法如出一辙。2010年，在和该校时任校领导商谈归国的具体细节时，他就认识到，回来就是为了“杀菌”——改变学院此前主流生命科学学科“不强”的局面。
管敏鑫认为，自己“领了校长书记的旨！”
至今，管敏鑫仍认为他被“解聘”的一大原因，是领导“更迭”，“之前下旨的人，如今走了，新来的领导不了解情况或是不支持”。
事实上，饶毅也曾在此前的多个场合说过，他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之所以得以进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
如孙贤和所说，这些科技高层人才考虑的不光是工资、待遇，他们更考虑自身的社会价值，考虑是否能真正作出贡献，真正起到领军作用。他们更需要考虑事业上的长期发展，归国后让他们自生自灭，或让用人单位自行解决都是不够的。
当然，如果真的“领了旨”，海归是否就可以像拿了把尚方宝剑一样大开杀戒，也值得商榷。毕竟，一些海归，即便是高层次人才也多是科研出身，他们有着让人信服的科研阅历和学术视野，但管理经验如何，则因人而异。
“想法谁都承认是好的，但改革还是没改成，你能说自己很有本事吗？”王小凡说。
就在管敏鑫“被解聘”前后，一份就科研小环境建设的讨论记录在科学界传播开来，参与这次讨论的有鲁白、施一公、饶毅、王晓东等科学家。在这次讨论的结尾，王晓东转述其博导的两句话，“第一，你无法改变世界；第二，做正确的事情。”接着，王晓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情。我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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