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孩照顾截瘫男友3年爱情契约背后的辛酸 - 家长易论坛

90后邛崃女孩照顾高位截瘫男友父母3年前约定“他能站起来就支持你们”

“给你们3年时间，如果他能重新站起来，家里就支持你们。”2010年底，当年仅19岁的邛崃女孩杨娜告诉父母，自己要与高位截瘫的阎红波谈恋爱时，父母劝说未果，口头与她定了这个“三年之约”。

3年来，杨娜像保姆一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阎红波的衣食住行。然而，与父母的“3年之约”期限很快就到了，阎红波站起来的希望依旧渺茫。父母开始劝说杨娜搬回家住。何去何从？杨娜陷入纠结，“我不后悔，就是感觉太累了。”

“我离开了他，他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恼火。”杨娜说，她想尽可能地给阎红波创造最好的环境。比如，希望在家门口砌一个斜坡，让他进出门可以方便一些；比如，希望能有好心人帮他把家里那套房子换到1楼。“我还是放心不下，如果没有我，他怎么生活？”

3年来，每天一早，杨娜起床后都先帮阎红波穿衣服。中午只有40分钟午休时间，她赶不回家，所以一早就得帮他做好一天的饭菜。

15厘米的水泥台阶，对于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每次，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杨娜想把轮椅上的阎红波推出房门时，都格外吃力。

她先在台阶下垫两块红砖，推着轮椅上的他在狭窄的过道里调转方向，倒退到房门前。然后，动作变得小心翼翼，先将两个后轮慢慢退到红砖上，再加大力气，尽量保持轮椅平衡，再将两个前轮拉下来，终于到了平地上。回家也是一样，杨娜右脚踩住轮椅后端，费力地让前轮翘起，待前轮落在台阶上后，再努力地将后轮推上去。

这是一间极为简陋的出租房，位于临邛镇东南社区一条巷子里，大约60平方米，阎红波和杨娜已在这里住了两年。去年，阎红波家的老房子拆迁，分得一套60平方米的新房，可惜在二楼，没有电梯，对他来说不实用。这间出租房是平房，杨娜说，房东听说了他们的故事，每年只收2300元房租，“就是冬天冷，夏天热。”

谈起杨娜，马坝社区主任胡敬枝说：“这个女娃子，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他说，自己对阎红波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他所知，阎红波的父亲判了10年，在崇州监狱服刑，因为减刑，可能还有两年就能出狱。

拆迁安置房分配时，考虑到阎红波的身体状况，原本分给他的是金风雅居一楼的住房，但因为房子一楼全是铺面，他的房子就安排在了二楼。后来，社区和拆迁办曾协调过，想帮他换到一楼，但没有成功。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杨娜的母亲，她说，自己和老公一直不赞成女儿这段恋爱，劝过她很多次，但有时提起这个事情，杨娜就会不说话，或者生气。不过，家人没有强行要求他们分开，“还是要她自己想通才行。”

杨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杨娜每周都会回家，她也偶尔来出租房看杨娜，送点东西过来，看着她受累，就觉得心痛，“还不是她自己选的。”

邛崃临邛镇蜚虹社区的李勇也是一名高位截瘫病人，去年他曾通过成都商报开通热线“求聊天”，交到不少朋友。从病友处听到阎红波和杨娜的故事后，他觉得特别感动，于是拨打了成都商报热线。

阎红波是邛崃临邛镇马坝社区人，今年27岁。2009年4月一个雨夜，他骑车意外坠崖，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都失去知觉。当年7月，早已不和的父母发生争执，父亲提刀砍死了母亲，之后入狱。此后，很多亲戚都跟阎红波联系越来越少，有个曾一起修车的师兄在照顾他。

在这之前，杨娜就通过朋友认识了阎红波，但两人一直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2010年，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工作的杨娜听朋友讲起阎红波的遭遇，很是同情，于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之后，她感觉阎红波有点自闭、自卑，便常常打电话鼓励他、开导他。就这样联系了两个月，杨娜萌生了回邛崃老家照顾他的念头。

刚开始，杨娜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毕竟，对方是个瘫痪病人啊。这一犹豫，又过了两个月，很快就到了年底。有一天，杨娜给阎红波打电话，阎红波一直没有接，她很担心，接连打了七八个。到了深夜，终于联系上了，阎红波说，自己生病了，没人送他去医院。

当时，杨娜的心一下子软了，“就是那一刻，我做出了这个决定。”她对阎红波说，我回去照顾你吧。阎红波问，我们在一起哇？就这样，两人确定了关系。当时，阎红波还对杨娜说，自己会好起来，给她幸福。

从苏州回家之前，孝顺的杨娜还是跟父母说了自己的决定。“妈妈也觉得他(阎红波)很可怜，就说，给我们3年时间，希望他能站起来，自己走路。”杨娜说，她没想到，阎红波病情那么严重。她是家里的独生女，谈不上娇生惯养，但也是掌上明珠。回到邛崃，搬来与阎红波同住后，所有家务都得她来做，更要承担起照顾阎红波的重担。

杨娜在当地一家床上用品店工作，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每个月休4天，一两千元的工资，加上阎红波的低保，支撑着两人的全部开销。去年底，经朋友介绍，阎红波开始在网上做兼职客服，第一个月还是拿了千把元工资，生活才算稍微宽裕。

其间，阎红波生过病，尿路感染、结石，每次都是杨娜带他到医院治疗。这3年来，每天一早，杨娜起床后都先帮阎红波穿衣服。中午只有40分钟午休时间，她赶不回家，所以一早就得做好一天的饭菜，放到阎红波床头，让他热着吃。

饮水机、微波炉、电热器、电插座……杨娜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阎红波的床前，他一伸手就能够到。她买来穴位按摩的书，一有空就帮他按摩，工作再忙，也要抽空推他出去散心。

“以前他有些自闭，除了我不愿意跟其他人说话。”杨娜说，现在他稍微好了一些。回想这3年，杨娜说，感觉自己也比以前更有耐心，更懂事了。

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两人面前。3年过去了，阎红波仍旧无法站起来走路。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咨询华西医院运动医学科李箭医生，他称，高度截瘫病人的康复，从目前来说还是医学上的一大难题，一般来说，站起来走路基本没有可能，只能通过相关功能性治疗，改善其生活质量。

父母虽然没有强求，但却提出让杨娜回家去住。杨娜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两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段无望的恋爱，但一想到要离开，就会心头酸。

杨娜说，低保，还有那套无法居住的房子，就是阎红波全部的“家产”了。由于经济困难，他用的轮椅还是四年前残联配的手动轮椅，很小的坡都上不去，自然也没有条件进行良好的治疗。

“我离开了他，他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恼火。”杨娜说，她想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最好的环境。如何算是“最好的环境”？杨娜沉默了片刻，说希望阎红波生活能安逸一些，比如，希望在家门口砌一个斜坡，代替门外的台阶，让他进出门可以方便一些；比如，希望能有好心人帮他把家里那套房子换到1楼，“我还是放心不下，如果没有我，他怎么生活。”

杨娜：中间有次我提过分手，可一看他无助的眼神，又心软了。这3年我没有后悔，就是感觉太累了。

杨娜：吵过架，都是我在吵，他基本不跟我吵。每次我生病了，他都特别担心。前几天情人节，他说要送我花，我坚持不要。

杨娜：我很多时候不敢想这个问题，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可他站起来的希望太渺茫了。虽然父母没有给我施加太大压力，只是提出让我搬回去住。但我作为女儿，应该为他们着想。父母如果实在逼得凶，我也只能把他交给社区，或者他出狱后的父亲照顾。这就是现实，没办法。

阎红波：偶尔也吵架，但都记不得原因了，也互相买过礼物，她有很多优点。

阎红波：没有。(沉默片刻)我没好，她要离开就走她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阎红波：不会，毕竟她屋头有压力，她父母不会同意的。这个问题，我们都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