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科究竟怎么了

鸦鸦

　　高考的硝烟刚刚散去，填报志愿的热浪马上滚滚袭来。就在家长、考生为选择专业焦头烂额的时候，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科普作家孙文俊(@太蔟)的一条微博引发了一场关于学科专业的论辩。@太蔟在这条微博里为朋友的女儿选择填报北大历史系而扼腕叹息，认为“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就在引发热议后不久，@太蔟的另一番言论更激烈:“我之所以不建议她学历史专业，是因为文史哲是文不聪的渊薮，从那里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

　　

　　这种极端的声音，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学文科究竟怎么了?基础教育:被忽视的文科

　　

　　在学科类别中，文科(theliberalarts)分为人文科学(humanestudies)与社会科学(socialstudies)。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文化遗产的，其经典学科是文学、历史学、哲学;“史”包括历史、考古等，而美学、艺术学等都属于哲学范畴。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社会规律的，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4个学科门类的统称。

　　

　　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并没有分科这一说法，直到高中为了应对高考的安排才有文理分科的需求。然而，在中小学教育里，国家要求推行的如国学、中医等科目，普及效果并不佳;语文、历史等文科类科目不受重视，英语、奥数等则被老师、家长和学生热捧。

　　

　　“国学和中医以生命观和宇宙观为根基，具有历史感和人文情怀的文化传统本身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国家可以强制推行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程乐松认为，“家长对英语和奥数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教育评价标准和培育体系本身。客观地说，我们的教育在工具化的道路上一直"脚踏实地、从不回头"，坚持把人培养成工具和缺乏人文关怀的赚钱者，而不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公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国家要求推行的如国学、中医等科目普及效果不佳也反映了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进行灌输教育并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学生对英语、奥数的热衷，只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高考制度的引导。“在高考中，英语、数学所占的分数比例远远大于历史等文科科目，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求学生重视文科科目的学习，只能是空话套话。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甚至会人格分裂:喊着素质教育，实施应试教育，一边是高考一考定终身，一边又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在公民教育问题上，这些现象本身就是矛盾的。”熊丙奇说。

　　

　　“与其考虑文科或理科哪个更重要，不如去思考如何培养一个人，让他同时具有文科和理科的素质。对基础教育，我的主张是不要文理分科。现在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科是为了迎合考大学的需要，并没有从促进个人素质的需要来考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首席专家劳凯声对分科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大学教育: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缺乏

　　

　　进入大学本科以后，分科成为中国学生必然的选择。这一制度源自德国的大学办学模式，但增加了中国特色。

　　

　　劳凯声说，中国自清末到现在有百余年的办大学历史，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始，学习的是日本、德国的模式，因此带有欧陆国家教育制度的特点，从本科就开始分专业。1949年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办学也带有了计划经济的色彩，哪一个专业招多少人是由计划规定的，一旦被分配到某一个专业就不能改变了。

　　

　　正是这种几乎从一而终的规划，让中国大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越发精细化。进校门时选定一个专业，那么知识体系也将紧紧围绕其建立，很少跨出圈子。

　　

　　大学的文科教育，也充满了让人诟病的因素，“文科傻妞”的雅号，也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的大学为不同的学科专业之间砌上几乎不可逾越的学科壁垒，被禁锢在古旧教学课程体系中的文科学生，很难建立全面的知识体系。所谓的通识课、公选课，在强大的专业课程压力下，多半沦为混学分的工具而非增加知识构成的辅助，因此就算大学开再多的通识课、再多次强调全面发展也是枉然。

　　

　　熊丙奇认为，文科的课程设置和理科存在共同的问题，即学校没有课程设置自主权，都听命上级的统一安排;不同的是，文科课程里统一规定设置的门类更多。因为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一些课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没有必要设置，存在老化、滞后等问题，然而在规定之下却不得不设置。

　　

　　“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相互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本来就有着人文的性质，人文与社会亦然。比如伦理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随着人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在考虑人和环境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人文社会的问题，也要看到自然科学的问题。所以环境伦理也就成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环境理科的人不懂得人文的知识恐怕也是一种缺失。”劳凯声说。

　　

　　“文科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而中国目前很多学校都培养不了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在这种境遇下显得尤为尴尬。”熊丙奇说，人文学科必然要关注社会、思考政治等等，这就必然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但是当前的文科教育又没有办法教学生这样做。归根结底，这种尴尬局面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有关，只有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讨论文科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教学方法才有价值和意义。

　　

　　从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强调文理分科的趋向也在逐步减弱。劳凯声介绍说，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本科学院只有两个，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没有专业之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不断去组合课程，在毕业的时候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这种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以及人文修养，在毕业的时候形成专业取向，如果想再做深入研究，可以考某一个专门的学院。

　　

　　如何打破专业壁垒，不仅仅是文科面临的困境。

　　

　　文科就业:值不值钱是一个相当短视的概念

　　

　　回到文科“受人歧视”的问题。哈工大教授之所以强烈谴责朋友的女儿选择文科，最有说服力的论断是:文科不好就业。同样，高考之后，面对学生和家长选择专业的困惑，该怎样给他们一个判断标准?

　　

　　“选择专业标准是能挣钱、好找工作，而不是兴趣。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但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这么说的"真理"。”程乐松可谓一针见血，“就产业化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展开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告诉那些高中生们选择一个感兴趣或者有利于人格完善的知识领域呢?

　　

　　毋庸讳言，文科的就业问题是个老大难。6月11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发布。报告称，2011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92.5%)，最低的是法学(86.8%);本科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类是能源动力类(96.6%)，最低的是中医学类(84.9%)。

　　

　　蓝皮书同时发布了“2012年就业红黄绿牌专业”，所谓红牌专业，是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月收入、就业满意度都较低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绿牌专业则相反，月收入、就业率持续走高，就业满意度较高，为需求增长型专业。红牌本科专业为: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等。而绿牌本科专业包括: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审计学等。曾经炙手可热的法学专业由于供大于求造成了就业难的问题，而绿牌专业中唯一与文科能拉上一点关系的只有审计学一科，可见文科就业形势之严峻。

　　

　　在就业难之外，工资待遇低也是文科就业的一大困境。《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本科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工学，其月收入为3297元，最低的是教育学，其月收入为2621元。

　　

　　这似乎是铁的证据，文科“没钱途”，是不是也等于“没前途”?

　　

　　“就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仅仅以就业来看待知识是非常短见的，不同专业的功用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有利于就业，也有一些在于陶冶人生，令人具有更宽阔的胸怀和眼界。”劳凯声坚持，人一辈子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是以就业为唯一的标准来看待的。

　　

　　在程乐松看来，文科的培养方式和知识结构本来就不会适应工业化社会对于技术性和专业性的需求，似乎就业前景不好。“说实话，我从未觉得文科生，特别是文史哲的学生前途差，关键是你如何评价?如果你的评价标准是第一份工作的薪水，且别无他途，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文科生，特别是文史哲的学生，在薪资方面一直没有值钱过。坦率地说，值钱是一个相当恶俗且短视的概念，当然它的优点是直接和易于衡量。文史哲不是面向技术性职业需要的专业，美国和欧洲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科系都很小，招收的研究型学生较多，所以如果让文史哲专业培养面向技术性职业需求的学生，正如让一个跳芭蕾的人去跳街舞一样。误区就在于我们非得用一个看似直接的标准评价所有一切。进而言之，在用以金钱为单位的薪资评价一切时，我们可能失去培养思想自由、人格完善，尊重历史与他人的社会公民的教育方向，甚至失去这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根基。”

　　

　　探索文科教育:路在脚下

　　

　　在抨击文科就业难以外，“反科学”、“贻害社会”等论调传达出的信息，是对文科知识的鄙视和不信任。

　　

　　然而，文、理二科如车之两辙，不可偏废。科技带给人文明，然昌明科技无法解决人类世界的精神问题，单一推崇科技而打压文科，是一种畸形的导向。

　　

　　“文科理科是人类分层发展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经过世世代代的保存和传递，都已证明是有用的知识，无用的知识会不断地被剔除，所以不能说人文知识有用还是科学技术知识有用。”劳凯声对“文科贻害社会”的观念表示反对。

　　

　　就一个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和价值观、审美与道德、自我认同而言，文史哲是否需要不言而喻。程乐松认为，“哲学是文化中的不死鸟，它守护的是文明中最根基的东西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和诠释，以及面向人性的反思精神，它在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文科教育应该是一种以通识教育为主，以研究生培养为主要形式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做的工作。在一个功利和价值崩塌的社会中，文史哲，乃至艺术都没有未来。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社会的标准中应该加上以下的条目人们从关于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和诠释中得到了多少谦卑、崇高与幸福感”。

　　

　　尽管如此，在文科教育上，正在做的和需要探索的路径还很多。

　　

　　“教育制度不改变，学校不能拥有办学自主权，文科教育就无法走出困境。”熊丙奇认为当务之急是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只有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中小学拥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人文学科的教育才能得到改善。

　　

　　“大学的功能无非是两大功能，一个是文化的创造和保存，一个是人才培养。我觉得改革都要有利于大学功能的发挥，如果让它发挥到极致，那改革就是最好的。”劳凯声看到，中国的大学在改革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比如宏观的改革资质办学，微观的课堂教学方法改革等，涉及的方面很多。

　　

　　文科教育是一种可以让哲学理性深入人心的教育，也是一种可以把民主价值观念引入日常生活的教育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