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碗工”考上牛津大学 贫民窟走出华裔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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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5岁的韦鸣恩拥有一张很“中国”的英俊面孔，举止儒雅而沉稳，说话语速很快，逻辑严谨。2010年夏天，他被英女王册封为终身贵族。        “洗碗工”考上牛津大学

       韦鸣恩祖籍广东珠海，父母于上世纪70年代移民到了英国。1977年1月19日，他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区街道狭窄、房屋稠密的贫民窟。这里居住的多是卖苦力的穷人和外来移民，是当年伦敦最危险的区域。

       韦鸣恩读书的贫民区学校，虽学费全免，但环境糟糕透顶。一些同学经常在教室里打架、吸食可卡因，有一年甚至把学校一角给烧毁了。在这种充满末世感的疯狂气氛中，韦鸣恩练就了一项“特异功能”：哪怕教室里乱成一锅粥，他依旧能泰然自若地伏案学习，丝毫不受干扰，还在课余自学起了法语和德语。

       韦鸣恩的父亲在基督教教士团工作，收入微薄，母亲在中餐馆打工。读中学后，韦鸣恩意识到父母的艰辛，每天放学后去刷盘子、洗车，假期则到几十公里外的农场干活儿，补贴家用。

       有一次，韦鸣恩在一家西餐馆洗碗时，忽然腹如刀绞，可他怕老板说自己“偷奸耍滑”，不敢请假。20分钟后，他昏倒在地，原来是得了急性阑尾炎。以严苛和“抠门”著称的餐馆老板，被韦鸣恩的勤劳和坚毅打动了，不仅给他放了半个月带薪病假，还多次带礼物去慰问他，两人成了忘年交。两个月后，老板请他给自己的一双儿女做家教，薪水是洗碗工的3倍。多年后，老板的漂亮女儿考进剑桥大学，毕业后成了韦鸣恩的妻子。

       1995年，韦鸣恩考入牛津大学，主修现代语言与德文。大学期间，韦鸣恩积极参加团体活动，还带领同学到校外做义工，展露出超群的组织能力。

       “大社会先生”赢首相青睐

       1999年毕业后，韦鸣恩进入大名鼎鼎的麦肯锡公司负责公益创投与风险投资，还曾被派往亚洲、美国与非洲分公司独当一面。3年后，他的年薪加奖金已拿到近百万美元，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辞去高薪职位，转投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我一直在思考，到暮年回首往事时，我在世界上能留下什么痕迹呢？我们已经有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但社会公益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我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002年，25岁的韦鸣恩与朋友魏道慈一起，创立了“以教为先”公益组织，吸收、培训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鼓励他们到偏远地区从事教育工作，改变当地教育质量低下的状况。9年后，“教育为先”被公认为英国最有名的教育培训组织，英国前100名的上市公司几乎都赞助过它。

       英国社会人与人日渐疏远、邻里之间形同陌路的现状，也让韦鸣恩陷入了深思。“怎样才能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积极融入社会，对生活充满激情，并感觉到工作快乐、劳动光荣呢？”他分析体制弊端，逐渐形成了“大社会”理念。他觉得，政府包揽所有的社会责任，除成本昂贵外，还会减弱民众参与社会工作的积极性，应该“放权于民”。2005年，他们组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民生、人文关怀的公益组织，引导大家相互帮助、多做交流，形成邻里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韦鸣恩被称为“大社会先生”。

        2005年底，英国保守党领导人卡梅伦首次约见韦鸣恩。卡梅伦早就用“破败的社会”来形容英国，现代社会“各扫门前雪”的个人主义、高福利惯出的“依赖文化”，都让他看不顺眼，所以对这位政见相同的青年才俊十分赏识。很快，韦鸣恩加入保守党并成为卡梅伦的智囊。

“落魄”的终身贵族

        2010年，“大社会”项目被保守党作为竞选政纲向全国推出，得到了广泛认可，保守党赢得了执政权。出任首相的卡梅伦把“大社会”项目当作政府的正式决策在国内推行。韦鸣恩被委任为政府顾问，负责推广。

        每个周末的傍晚，伦敦南郊萨顿镇的火车站，会有一辆绿色的小货柜车驶来，车身画满了可爱的蔬菜卡通，卖的番茄、芹菜、西兰花等10多种蔬菜，全部产自镇上一个社区农场。种菜、卖菜的都是志愿者，赚到的钱都投入到农资农具的购买和货车维护中。这一“大社会”计划的项目，如今已在英国诸多城镇推广。

        此外，人们下班后可以清扫自家门口的街道，或到社区服务中心、图书馆、福利院当志愿者，既为财政吃紧的新政府减少开支，还能使整个社会充满互帮互助的人情味儿，唤起民众对生活的热爱。

        2010年6月，在卡梅伦的推荐下，女王封韦鸣恩为男爵，他成为继邓莲如女男爵和曾秋坤勋爵后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华人贵族。前两位被册封时，均已年过半百，而韦鸣恩当时才33岁，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贵族。随后，韦鸣恩成为上议院终身议员。

        首相顾问、终身贵族、上议员，这三个身份带来的收益只是每次出席上议院会议，得到86.5英镑的交通补贴。最落魄时，韦鸣恩的银行账户上只剩下1000英镑。2011年2月，韦鸣恩宣布，他每周在内阁的工作时间缩短两日，另谋一份职业养家糊口。为减少开支，他们一家四口从别墅中搬了出来，租住在政府提供的一间福利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