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贫困生上不了好高中没法上重点大学

庆仔

　　北京大学一场有关教育和交流的演讲，为米歇尔新增不少青少年粉丝。不过，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出国留学(微博)”这个在她演讲中反复出现，并被她称作“能够改变人生”的受教育方式，对于听她演讲的学生受众，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亿万中小学生而言，并非唾手可得。在中国，真正“改变”他们的，还是要寄望于上一所好大学。

　　正如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上大学及其背后的教育公平问题，才是教育部长被围追堵截时遭遇最多的问题。其间，不少来自地方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发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不多，而是将更多的笔墨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那句“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就被媒体反复解读为，农家子弟有望真正得到一棵“改变人生”的救命稻草。

　　当美国第一夫人在她富有外交高度、且不乏政治意味的演讲中关心留学时，或许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大多数中国学生最关心的。

　　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真的增加了吗

　　“10%？”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微博)说自己“不相信”这个数字,至少对10%的成分表示“怀疑”。

　　在临近两会结束的一次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会议上，俞敏洪当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等政协委员的面讲起一段“亲身经历”。

　　按照俞敏洪的说法，他的企业每年都会资助数十位北京大学“贫困”大学生，但就在去年，当和这些学生“说上那么一两句”后，这位出身农村平民家庭的企业家很快发现，“这些贫困学生大部分其实不怎么贫困”，用他的话说，除个别学生外，大部分学生的经历都是惊人的相似——从初中开始就在省重点学校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这哪里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他说。

　　2012年以来，教育部(微博)等五部门联合组织实施，每年在高校招生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万名，如此就有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比例提高了8.5个百分点”，而对于今年的任务，则定在了“再增长10%”。

　　就是这个数字让俞敏洪心生疑惑。

　　他曾到过一些落后地区。在一个闭塞的县城，他到了当地“最顶级”的一所中学后发现，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剩下一多半就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孩子，鲜见真正的农村孩子。

　　“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们怎么上重点大学？”俞敏洪说。其结果，这8.5%或10%的新增名额就是被贫困地区的“政府子弟”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占了。

　　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眼中的升学逻辑。

　　“出国读书的孩子，政府领导子女占了一大半。不出国的，北大、清华、人大都被（干部子弟）占了。他们难道是作弊的吗？一点都没作弊。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受到了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学。”俞敏洪说。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在出口处加8.5%或是10%的重点大学的招生计划，似乎也难“填平”起点处教育投入不均的鸿沟。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言，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所谓加大比例的做法则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再者，简单拉伸比例，不是照顾而是讨巧，反而会害了农村孩子，“如果学生成绩没到，硬拉到重点大学，学生自己也会抬不起头来，进一步影响毕业后找工作。”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

　　葛剑雄所在的讨论小组与俞敏洪只有一墙之隔，20来位委员近半都来自高等教育领域，然而，这一天他们集中谈论的也是基础教育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这样开了个头：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重点高校比例的增加只是治标，治本还是要向源头，也就是基础教育开刀。

　　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偏远山区的农村孩子到城里读书“几乎不可能”，“从小学就落后了，到高中越来越落后，到大学就没机会了”。

　　去日本考察时，李向玉发现，日本从幼儿园开始，教师就按照国民素质标准抓学生的基础教育，从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一代代地施行，只从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过了中国孩子”。李向玉说，中国孩子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资源太少，没老师教”。

　　“政府当然还要倾斜资源，但仅仅是从最后上大学的数字上倾斜资源，让数字变得好看吗？”葛剑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责任是把主要的钱投在义务教育上，使学生受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实现教育基础公平，让寒门学子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

　　坐在一旁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招生办)党委书记马敏补充了一份来自中国中西部11个省农村基础教育的调研结果：在这些省份，乡镇一级的中心小学以下，还分布着6690多个教学点，这些教学点往往分布在最偏远的山区，有些地方甚至连电都不通，具体来说，这些地方有45.9%的代课老师没有参加过培训，94%的教学点从不知道支教教师“长什么模样”。

　　“国家投的钱也不少，一问，电脑买了没有，买了；牵了网没有，牵了。但是，没用。”马敏说，电脑买了、网牵了，但是偏远山村，信息资源进不来。有些地方老师不会用电脑，形同摆设。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马敏说，目前来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师资力量的倾斜。

　　添加优秀师资力量的砝码，除了呼吁还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

　　俞敏洪同意马敏的说法，为解决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政府投了很多钱，但是没抓住要点，“一个学校真正好，好就好在老师。优秀老师在哪里，优秀学生就在哪里。”

　　然而，把好老师从城里“赶”到农村并非易事。

　　有一次，俞敏洪到美国一个“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区，发现当地一小学，总共就200个学生，却有两个哈佛毕业的老师在那里教书。在中国，从北大毕业跑到边远地区，在农村小学蹲着，一教一辈子的优秀教师，“有，但很少”。

　　不过，这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俞敏洪认为“症结”还是出在“钱”上，即使在美国偏远地区，老师的房子跟城里没有两样，生活条件依然很好，然而在中国，一到农村，“水没了”、“房子没了”、“工资也没了”。

　　“现在中国经济当头，屁股决定脑袋，哪儿工资高，决定了老师的屁股往哪儿挪。”俞敏洪认为，除了舆论上的呼吁，关键还是要通过中央强有力的政策，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让教育资源向农村分散。

　　他做过一个尝试。新东方在偏远地区有六七所希望小学，其中两所希望小学的老师每年都能得到3000元补助，条件就是“待在学校”，“就是这每年多出的3000块钱为孩子们‘留’住了老师。”

　　在舟山县的一个山顶上，坐落着一所小学，从山下到山上，开车不过半小时路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山上是农村，山下是城市，老师们都不愿意“上山”、“进村”，怎么办？俞敏洪说其实很简单，还是要靠价格杠杆来起作用，“只要山上的老师工资比山下老师工资一年多上3000块钱，那些老师就全部待在山上不下来了”。

　　“不过这3000块钱得由政府出。”俞敏洪说。

　　3月24日，教育部针对“农村穷孩子上名校人数要增一成”的目标对外公布了三项举措，包括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以及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三者不过是在教育公平出口处的三只“火把”，让人看着闪光却未必真的温暖，而基础教育问题“治本”的火焰并未点燃。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强调“10%”这个数字的同时，还提到了另一句话，即“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