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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家长:我们都是奥特曼 当今的小学,是孩子的考场,更是家长的考场 有时,朱祥更愿意自己活在武侠世界里,那样自己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就可以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实在厌倦了,找个桃花岛之类的地方,隐居休养。 但这样的想象只能留在每天晚上的梦里,现实中,他是一个9岁男孩、三年级小学生的父亲。在朱祥看来,小学校园就像一口开水锅,他是条没有武功的小鱼,总有种被被煎熬烘烤的感觉。 因此,他闲暇时混迹于各种学生家长的论坛和QQ群,事无巨细地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也彼此获得慰藉。 据2012年8月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在校生 9926.37万人。在他们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家长,这些早已离开校园混迹职场的年轻人,在跟随子女重返小学校园后,才发现,如今的小学校早已和他们当年大相径庭。 “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 胡铮霖,身为8岁孩子的母亲,同时又是上海某民办中学老师,孩子的爸爸张磊,从事IT咨询工作,他说,孩子学业上的麻烦事儿,有时比IT咨询难多了,他们当年在中学才感到的压力,如今在小学就感受到了,社会转型的躁动,正一代代向下转移。 上世纪8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青年,像胡铮霖这样的,逐渐成了家长,面对小学校园,碰撞和妥协掺杂了更多这一代人特有的脾气和性格。 最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各种作业的所谓“标准答案”,甚至是和答案无关的一些规矩。比如:解答应用题,一定要先写“答”,不写就扣分。 有时,孩子答的内容与标准答案实际上是一回事,但只要不完全一致,还是会被判错。如这道题:“三国里,成功实现草船借箭的是哪一位?”《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的女儿回答:“孔明”,老师判错,叶开去看标准答案:“诸葛亮”。 网名“资深帅哥三毛”的家长说:“女儿三年级新换了数学老师,题目:动物园里有125只猴子145只老虎,问猴子加老虎一共有多少只?女儿答:一共有270只。被判错并罚抄题目答案十遍,因为正确答案是:猴子加老虎一共有270只,孩子没写‘猴子加老虎’。” 牢骚归牢骚,家长们还是坐在孩子身边,板起脸孔,按照老师的要求辅导作业。不仅如此,还要为孩子们可能产生的厌学情绪做“心理按摩”。 家长们的网络论坛里,“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是热门话题之一。一部家长自发编写的秘笈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孩子不喜欢的科目,采用兴趣暗示法,比如在孩子写数学作业之前,家长陪着大声说“数学,从今天开始,我要喜欢你啦!”或者“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另外,尽量让孩子们把做作业想成愉快的事情,比如:“我今天将再学会10个单词!”“今天又学会了方程式的解法!” 在胡铮霖看来,这些做法是让孩子树立起“每天多做一点,就是成功的开始”的信念,从某方面看,这是一种成功学理念,当然,也可以乐观地看待为,这是家长们为孩子不得不应付学业而采取的减压手段。 “打不完的作业妖怪” 胡铮霖儿子上二年级,每天晚上要做两个小时作业,除了基础的语数外,还有体育、美术、电脑、思想品德、音乐、自然。 胡铮霖和丈夫会轮流陪读,有时坐在一旁,有时一边做家务,每隔十来分钟到孩子身边看一眼。“儿子作业很有效率,除了字有点‘蟹爬’(难看)。” 胡铮霖的儿子做作业算是快的,他的很多同学,常常到深夜才能完成。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就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原则上是一年级不布置课后作业,二、三年级少量作业,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然而12年后,在大多数学校,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 天津的家长符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诉说了自己的“被作业捆绑”的经历。她的孩子正读小学四年级,每天的中午,就开始收到各科老师发来的短信,“都是布置作业的要求”。 符敏随手拿出几段短信来读,比如:“抽查P22听写声母和音节,请家长根据孩子的不足复习。认真读书,并认真预习P23页”;“继续完成单元训练,请家长帮助检查更正”;“黄冈小状元第8页,请家长陪同读题,孩子也要跟着读题”;“黄冈小状元P11页的第一题,用三句话说图意。请家长签‘已说’”…… 这些作业,不但量大,而且都是需要家长一起完成的,家长不得不在上了一天班后,继续和孩子们奋战在题海里,“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类似的故事,在成都媒体人郑飞家里更为麻烦,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妻子一个人应付女儿的四年级作业常力不从心,年迈的爷爷奶奶更帮不上忙,有几次,他不得不将女儿“寄存”在同事家,请同事帮忙做临时爸爸。 在素质教育旗号下,作业也标新立异,以至于南京人朱祥说,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需要成为奥特曼,来应付“打不完的各种作业妖怪”。他儿子的学校采取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老师随时与家长在线联系,监督学生的作业情况,如果作业做得快,老师会随时补充新的题目,作为作业效率高的孩子的“犒劳”;数学作业则是老师每周一次性布置给家长,由家长每天视情况分给孩子,并签字…… “学校是想通知这种方式搞因材施教,不让能力强的孩子饿着,也不让差一些的孩子抻着,”朱祥说,“但这造成了另一种现象:作业做得越快的孩子,就做得更多。家长还是监督执行者,我们是应该让孩子多做,还是做完了就不分给他了?还真是很难选择。” 胡铮霖做的最奇怪的作业,是让孩子们比较不同超市的日用品价格。她带着儿子去逛超市,记下不同日用品的价格,回来做表格。孩子太小,这种统计和分类显然无法完成,只好做IT咨询的爸爸出马,帮着做好。 “这样的作业从本质上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是不是应该老师先设计好表格,让小朋友去填?大一点再做更高的要求,要循序渐进。”胡铮霖说。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在天津,有一次某小学的老师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老师要求:交三张在同一背景下祖孙三代的照片。 本来,老师的想法是,通过祖孙三代在同一地点不同年代的照片,让孩子了解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变化,这也算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细节,但落到现实里,就成了小学生们的难题,更让家长们一筹莫展。 一位家长苦恼地在论坛里写道:要找三张符合要求的照片,并非易事,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刻意存留这样的照片,但完不成作业,就要被批评,那几天孩子都抑郁了。无奈之下,这位家长PS了三张照片交了差,不过自己从此落下阴影,“最怕孩子也学会这样作假的坏习惯。” “打不死的大BOSS” 更多的作业出现在各种培训班、提高班和所谓的兴趣班上,孩子们从一个课堂走进另一个课堂,书包里不断装进新的作业。 胡铮霖是上海本地人,但住房和户口属分离,户口对口学校不好,离家也远,两口子最后还是选了一所离家近、口碑比较好的民办学校。 胡铮霖自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不算保守,也一直很排斥让孩子周转于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然而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为了让这种课外班更有趣些,她要求儿子学钢琴,孩子本不喜欢,在妈妈的“逼迫”下,倒也很快上了手。每每看到孩子在客人面前表演时,胡铮霖偶而也会产生疑惑:大人的要求或许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全按孩子的喜好,大概什么也不需要学,那儿子怎么会有这门本事? 虽然是民办学校,儿子的同班同学也都在家长的要求下参加了各种兴趣班、提高班,“实在hold不住”。胡铮霖是老师,他们学校就有奥数班,“我们教工子女可以免费去听”,可她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不仅纠结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增加这么多课外负担,更重要的是,同事告诉她,现在上奥数,可不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上二年级的奥数课,而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要上三年级的班,这样才能学到四年级的奥数题,才可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你能理解吗?”胡铮霖说,“这不是学习,而是比谁超前得更多,太恐怖了!”不过更可怕的现实是,家长们看到别人忙忙碌碌,更对自己的处境产生恐慌,为了应付这种恐慌,不得不选择随波逐流。 今年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明确提出,至今年10月31日,北京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将暂停,不管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还是社会上的培训机构,一旦发现确有与升学挂钩的,将实施问责,严肃处理。 作为一项减负措施,本来应该拍手称赞,但许多家长却无所适从。“奥数是个打不死的大BOSS,好的中学总需要一个敲门砖,”胡铮霖说,“取消了这个,还会换张脸重生。” 南京爸爸朱祥则感到已处于抉择关头。他的孩子已升入三年级,作为奥数选拔盛行的城市之一,究竟是选择跟随潮流,还是让孩子自顾自地成长,对两种未来,他都没有把握。 在南京的很多奥数培训班,学员被分为五个星级,最高级的5星级学生,才能在小升初中拔得先机。8月24日,第四届“小数报杯”数学文化传播活动与创新思维能力竞赛在江苏省教育学院举行,吸引了南京三分之二小学的2000多名孩子参加。 成都爸爸郑飞,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一直陪着女儿赶场,参加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的兴趣班,开学后依旧不轻松,周末两天,周六上午英语班和游泳班,下午是舞蹈班和美术班,周日上午二胡班,下午是钢琴班。 一天跑下来,郑飞累得够呛,“比出去跑一天新闻还累”。女儿上课,他也要在一边听着,正儿八经做课堂笔记,防止孩子溜号没听见,或有没听懂可以帮忙辅导,有的老师临时调课,两门课撞时间了,女儿分身乏术,他还要帮着听课。 他说,像他这样的家长,在成都并不少见,“工作学习两不误,做梦都在背单词,比上大学还用功。” 即便感到辛苦,朱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家长论坛上都说,三年级是一道关键的坎儿,这是可以报奥数班的最低年龄,是各门课程的难度上台阶的一年,是课程总量增加的一年,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显出层次的一年,更是要为“小(学)升初(中)”开始准备的一年。 “周围的家长都带着孩子做‘拼命三郎’,你甘心做个闲散的‘阮小二’吗?”朱祥不愿选择,却又感到无法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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