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一点儿，不要“崇高”

弥勒佛

　　前段时间，看到某杂志记者写的一条长微博，他把平媒记者的岗位比喻成“朝阳产业的黄昏岗位”，他说十年前平媒记者还是“无冕之王”，十年后已经成了“新闻民工”。精神沦落的背后，是收入的失落。对于绝大多数市场都市类平媒的从业者而言，这样的描述也算准确。

　　十年前从机关辞职到一家省级都市类媒体工作。辞职前朋友关心新工作的收入，我说三四千吧。朋友继续问，那到底三千还是四千？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时候我在机关一个月的收入也刚刚一千出头，“三四千”中不确定的那点差距，已经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收入。朋友咋舌，真有那么高？

　　那时候从事媒体还真是有优越感啊。和身边的坐机关的、当老师的同学相比，我每个月的收入轻轻松松能比他们多出将近两千元。但这种优越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两三年之后，那些在机关里谋事的在学校里教书的同学，收入蹭蹭往上涨，而我的收入还雷打不动地维持原有水平。人就是这样，收入少了，说话的底气不比从前，聚会时再没人吆喝你去买单了。虽说买单不是什么好事，但它至少证明着一些什么东西，除了个人品性的大方之外，它更能说明你买单越积极，活得可能越成功。没办法，标准就是这么“世俗”。

　　当其他同学的收入远不如你的时候，还能“顾影自怜”地认为自己活得像个小白领；当别人的收入直线上升而自己原地不动时，失落感油然而起。收入境况每日愈下，总要想着办法改变。身边的同事也有继续跳槽的，比如跳回机关或者跳到其他更稳定收入更高的单位，这一来得靠资源，二来还得有机会。我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关键是，自己还喜欢着媒体工作。或者说，除了做媒体，也不知道自己还适合做什么。

　　只不过再回头想想，现在的“喜欢”和刚入职时的“喜欢”，已决然不同。收入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毕竟收入有时候也事关“尊严”，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工作了多年之后，媒体人在自己心中早就“祛魅”了。

　　那些年总是觉得媒体比任何行业都正义，他们揭批社会黑暗，报道真相。那些年也总觉得媒体人很有武侠小说里江湖侠士的范儿。可是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江湖人士”了，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他们强调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也并不总是按规则出牌，他们也会利用职务之便钻社会空子。

　　去年有一段时间，美剧《新闻编辑室》在国内蹿红，还有国产电影《搜索》也一度被热议，围观者总是将媒体人看作正义的化身，认为他们从不僭越社会规则。可是，有些媒体从业者虽然经常批评社会潜规则，他们在看病时也会托关系找医生，孩子上学时也会求助条线记者争取能上好学校，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职业资源为自家人谋私利。而这些记者，也常在媒体上抨击社会潜规则。我们在批评权力寻租时，很少考虑到，自己利用职业资源优势对社会规则的破坏，是不是也是一种寻租？我们也批评其他行业的职业福利。可事实上，在一些景点，我们也可以凭借记者证免票参观，这难道不算职业福利么？

　　有时候我会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分裂，自我分裂。个体很多时候难免处于“自我分裂”状态，偶尔会自我忏悔，却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平衡自己：要生存就先适应已有的社会规则，之后再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对正义公平的诉求，慢慢改变社会规则。在这样原谅自己的过程中，其实对潜规则的每一步适应，势必加大将来改变社会潜规则的难度。这道理谁都懂，但你不由自主依旧要适应。

　　想起了一个在网上流行很久的段子，“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有时候和人寒暄，对方一听说你是媒体的，张口就来“哎呀，你们可是无冕之王啊？”如果对方的“恭维”是真诚的，那我会感觉非常“臊”。一来觉得自己“被崇高”了，二来不喜欢对方“自我矮化”，轻易把一个职业崇高化。

　　媒体之外。被崇高的行业还有很多，比如，把教师当作“人类工程师”，把医生当作“白衣天使”，把公务员当作“人民的公仆”。其实我们哪里需要那么多“崇高”的行业，大家需要做的，只是能更好地“职业”一些就够了，在自己的职业准则内更多一些“职业”的色彩，这比“标签美化”实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