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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家长认为作业压力太重
美国家长卡尔回忆他上学那会儿,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为了看电视,他还常常骗父母说“老师今天没布置作业”。但如果他的女儿艾思米现在回家说“没作业”,卡尔马上就能知道她在撒谎,因为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
感觉作业太多的家长可不止卡尔一个。在他们的家长群里,过半家长都认为孩子作业压力太重。“我家儿子一直做到凌晨2点,都哭了。”
由于艾思米做功课根本不求理解、纯粹死记硬背,卡尔不明白这种作业做来有何意义。他还感觉有些题目匪夷所思,怀疑其究竟是否有价值。
卡尔想要找老师谈一谈。他首先找到数学老师。没想到,数学老师的一番话让他气结。数学老师坚持认为自己布置的作业量是合理的,并且建议卡尔“如果你女儿觉得跟不上,你是否应该考虑把她转到补习班”。
于是,卡尔又猜测,这也许是因为各科老师之间没有协调好,虽然每个人布置作业的量都是合理的,但加起来就过多了。
见过数学老师后,卡尔还趁着家长会的机会,找了其他科目的老师,要求减少呆板、无意义的家庭作业,增加一些使用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业,如画图、写作、排练短剧。老师们认同孩子们确实需要这些创造性的作业,但坚称它们只是“额外的”,不能代替基础科目的作业。有的老师承认,孩子们确实面对“不少”作业;有的则委婉地表示,学会管理时间、安排好日程也是学生需要掌握的学习技巧之一,“如果你女儿将来想在高中有所表现,那她现在在初中就得学会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尽管答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所有老师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减少作业量。
害怕输给亚洲孩子
根据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2007年的数据,9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我国初三到高三)的学生平均每周要花6.8小时做回家作业,其中42%的受访学生称他们每周有作业的天数超过5天。
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则显示,1981年每个学生每晚用于做回家作业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38分钟,到2004年时,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小时58分钟。卡尔认为,相隔9年后,如今的孩子用于做作业的时间必然已经又有所增加。“真不幸,我的女儿生活在作业量达到顶峰的年代。”
杜克大学的教授哈里斯·库珀曾指出,美国国内对于回家作业的态度大致是以25年至30年为一个周期交替出现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因为害怕被前苏联人甩在后面,故大量布置作业。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过多的作业将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摧残,因此大力呼吁“减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多个国家的发展,亚洲孩子在学习上的领先,尤其是在数学、阅读、科学等科目上的领先,再一次令美国人感到惊慌,他们再一次开始害怕自己的孩子在起跑线上输给亚洲孩子。
库珀教授说:“我们目前正处在循环中‘沉重’的这一部分。为了考入精英高中和大学,学生们的竞争日益激烈,初中的老师只能布置更多的作业。事实上,这也是一部分家长的要求。”
“让孩子们喘口气”
从国际上看,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像美国这样。在回家作业这个问题上,有不少国家选择与美国“背道而驰”——呆板的作业越来越少;相比泛泛地背诵一些学科知识,更加鼓励孩子们进行深度思考。卡尔说,如果艾思米知道,与她同龄的芬兰孩子每晚只要花30分钟就能做完所有作业,她一定会嫉妒死的。
尽管学校和老师都保证,学习和作业内容绝对不会伤害孩子的身心健康,但卡尔对此表示质疑。早上,他看着自己女儿睡眠不足、双眼通红地起床去上课;晚上,艾思米有时稍微看了会儿电视节目就开始感觉内疚,还要装睡骗过父母后再起来做作业。卡尔只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时间做点她喜欢的事——画张画,哪怕随手涂鸦也好;读一本喜欢的书,不必去管什么阅读理解,毫无负担……
“就和很多父母一样,我希望孩子们的作业可以让他们尽情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但很明显,校方已经事先为他们做好了选择,那就是数学和记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艾思米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严肃的阅读者、一个具有良好逻辑推理能力的人,一个对宇宙基础知识有着全面了解的人。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现在这些连篇累牍的作业真的就是唯一的方法吗?”
卡尔说,“我知道,‘减负’这种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也没指望校方能在短期内改变现在的作业负担。但我还是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提醒老师,除了他还有别的老师也会布置作业,希望他们能尽量克制。让孩子们喘口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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