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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却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宁三十五岁以前自杀么?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的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其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个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着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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