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偏科生到科学巨擘——探寻钱伟长的成才“秘诀”

瞿老师

从偏科生到科学巨擘——探寻钱伟长的成才“秘诀”

         我国又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巨擘昨天陨落。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昨天在沪辞世。他，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他的姓氏，冠于诸多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之上，“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这个出自普通农家的小个子男孩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他为何能在诸多科学领域中摘得硕果?

立志改学飞机大炮

      

        上海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醒目的石刻，篆刻着钱伟长题写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由于战乱连年，11年的小学和初中，他真正念书的时间还不到5年。考入苏州高中时，钱伟长是全班最后一名。高中三年，他努力学习，补上不少。但到考大学时，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还是弱项。

       19岁那年，钱伟长以历史100分，中文100分，其他各科加起来还不到100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他在《八十自述》中说，正在考虑读历史系还是中文系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义愤填膺的他决定弃文从理，“改学飞机大炮”。

        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不同意，为啥？他知道钱伟长物理只考了5分。可钱伟长铁了心要学物理，经过1周的执着请求，吴有训被打动了，给了钱伟长一年的试读机会：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低于70分，就得转回文学院。

学习不相信有天才

           这名“偏科生”开始走进物理学的殿堂，并摸索出用思考的方法学习的“门道”。果然，他达到了吴有训的要求，毕业时，他还成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我是不相信有天才的，我只相信勤奋，只要刻苦钻研，一定会取得好成绩。”钱伟长曾写道。许多认识钱伟长的人，无不赞叹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天才。但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相反他说：“‘天才’是不存在的。无论谁，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想学得好，要想搞出成就，最先和最后必不可少的都是勤奋。”因此，晚年他还自信地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从高中开始，钱伟长就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20多年来一直在钱伟长领导的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工作，他说在钱先生70岁以前，家里一直没有电视机，因为他是个“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

          戴世强曾问他：“钱先生，你还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昨晨，戴世强在博客上为钱老开设了虚拟灵堂，寄托哀思。他在博客上写道，“我们悼念他的最好行动是：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战斗。”

创新立足经典求通识

            钱老的学生、如今已是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周哲玮还记得，第一学期，他和同学把选课表递给钱伟长看，没想到这位导师拿起橡皮擦去了许多课程，只留下一些经典课。

“其余的时间，导师就要我们去查文献、开展研究工作。”周哲玮回忆说，“钱先生还教导我们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是一年前的成果，教科书上的，起码是5年前的成果，所以，读研究生要紧的不是看书，而是看文献。”

          周哲玮还记得，钱先生非常希望学生自己通过调研提出问题。这些培养学生的理念，到今天依然不落伍。

          后来，周哲玮还给钱先生做过助教，要帮他校对讲义。校对的时候，他想瞧瞧老师看的都是些什么参考书籍，没想到钱老师根本没有参考书，讲课的内容完全凭脑子记忆。“一位70岁的老人，居然能够记下来长达半页纸的函数公式。”

         还值得一提的是，钱老与众不同的写书方式。一般人著书时，手头总放着一大堆参考书籍，以便“引经据典”。但是，有学生发现钱老写专著时却另有一景：他的案头不放任何“典籍”，全书1000多个公式，都是信手拈来，再在草稿纸上作些推导。可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这与如今学术界许多“剪刀浆糊”式的“文抄公”迥然不同。

发展以国家需要为专业

  

         钱伟长有句名言：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的这句话，让周哲玮铭记至今。

         周哲玮本科读水工建筑，硕士攻读固体力学，博士研究流体力学。在拿到博士学位时，他请教钱伟长：我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谁知就因这一平常问题，却挨了批评：“什么发展方向？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钱伟长常以自己为例，“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真理只有一条，国家需要你干，你就学。”

          的确，钱老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他弃文从理，立志科学救国。1946年，他在美国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后，却放弃美国的一切，以探亲名义悄然回国，成为一名园丁。1948年，当他有机会重返美国加州理工时，因为签证申请表上填写“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

        一栏中，决然填上“No”，放弃赴美。58岁学电池知识，也是缘于我国当时的坦克缺乏高能电池。64岁以后迷上了计算机，他甚至提出一种新颖的宏观字形编码方案，又称“钱码”……

         直至八旬高龄，他还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孜孜不倦地钻研“不作Kirchhoff假设的弹性板壳理论”，但这还不是他的“关门之作”，2000年10月，他又写出了一篇50多页的长篇论文《中国魔方的构造特性及其不惟一性问题的研究》，从数学原理出发得到魔方结构及原理的普遍结论，令人叹服。

          钱伟长教育思想核心

          钱老主张“拆除四堵墙”：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老师必须科研教学双肩挑；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不再隔行如隔山；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钱伟长育才新模式

钱老一直探寻着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上海大学推出了创新的“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从而避免了传统教育模式未能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弊端，使学生得到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学习自主权。

    钱伟长的教育“遗嘱”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林歆 | 上海报道

　　7月30日上午，百度百科人物词条“钱伟长(1912-)”的后面加了一个“2010”。“钱伟长逝世”的消息，从钱老两年间基本没走出的病房里，迅速地传遍了全国。

　　上海大学老书记方明伦赶到时，只差半小时就能见钱老最后一面。一个礼拜前，他接到钱老的病危通知时，就准备着这次“冲刺”。让方明伦感到欣慰的是，“钱老走得很安详”，瑞金医院院长朱正纲说钱老患的是“多器官的功能不全”，对于一个98岁的老人，这很正常。

　　钱老已经创造了一项纪录，逝世前，他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是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从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到校党委书记，方明伦与钱伟长并肩工作了整20年。

　　另一位被视为钱老亲密同事的上大教授戴世强也忙碌了起来。他向每个后到的媒体解释，最早发布的消息称他是“钱伟长的学生”、“钱伟长的学术伙伴”不准确，“我的导师郭永怀是钱先生的同门学长，按辈分讲，钱老是我师叔。”

　　戴世强更认同的身份是“钱伟长研究者”。他正在策划2012年的ICNM-VI(非线性力学会议)，准备以此共庆钱老百岁华诞，现在他的计划改变，明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生后，他要专心撰写《钱伟长传》。

　　从钱学森之问到钱伟长之实践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官方对钱伟长的解读是3个标签：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间对他的解读另有角度，比如“武器科学家”、“右派学者”，钱老是一个发光的“多面体”。

　　在本刊记者对上大师生进行随机调查后，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钱校长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教育思想，这也是他在“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中独树一帜的地方。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加注“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正是钱伟长担任“终身校长”的由来。钱伟长旋即在这块自留地里展开大刀阔斧的实验，最有影响力的是“拆墙运动”，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四道墙”。之后，就是推行“三制”，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并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方明伦说。他还记得，1993年，钱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上海工大参考高中会考成绩录取。1997年，合并后的上海大学又这样搞过一次，“会考成绩5A4B可进上大，7A2B可挑专业”。

　　据上海大学教务处介绍，对97级学生的就业水平及就业后的发展跟踪表明，这届学生是最优秀的。由于上海5所著名高校的联合反对和对上大抢走生源的投诉，两次试验昙花一现。

　　戴世强说，“他的未竟事业是将上海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加州理工’，为上海打造一所与上海齐名的大学，他的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最可贵的财富和遗嘱，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从2004年起，上大开始组织对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

　　爱国关口“6+1”

　　方明伦与戴世强对钱伟长不约而同的第一评价是“纯粹的爱国者”。

　　每逢人生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口，是“爱国”这枚重砝码决定天平倾向何方。戴世强总结为“六大爱国关口”：

　　在进入清华历史系第3天，钱伟长决定学物理，因为这一天正是1931年9月18日，“当时清华有航空系的话，他更可能学航空。”

　　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考取了第7届留英公费生，因为要转道横滨，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同船公费生们一致认为有失国体，将护照扔进黄浦江，“是钱伟长挑的头，林家翘等跟着。”

　　1948年，钱伟长准备赴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栏“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他不加踌躇地填“NO”。

　　制订自己的专业计划时，放弃专长而转入国家急需的自动化等全新领域，他那句“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流传开了。

　　当了25年“右派”，无怨无悔地搞科研，“文革结束后，关于钱老的谣言很多，传他要叛逃国外。一点儿抱怨没有不可能，但他很快就走了出来，说这是母亲打屁股打错了。”

　　担任上大校长，践行着教育梦、强国梦，“他生前就知道自己等不到一所优秀的大学在中国出现那一天，但他在踏踏实实地为后人铺路。”

　　2005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校长服出现在主席台，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上大毕业典礼，这次他修改了上大校训，“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革命”是中国最早两代留学生的关键词，那么“三钱”先后离去，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以“科技强国梦”为特征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时代也渐渐远去。

　　一波混合了留学与移民的新浪潮正席卷着中国，高端人才流失触目惊心，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科学与工程学指标》的最新报告，200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90%以上5年之内仍选择留在美国，这在留美学生来源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

　　“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在为外国大学培养预科。”戴世强说，“先别问留下了什么，首先得先留下来。”

　　大师刺痛了现实

　　“钱学森之问”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总起性的追问；钱伟长的教育实践、以身作则，深深刺痛着中国教育的现实。

　　钱伟长是跨界能人，文史、理工双全，一生都在华丽转身。敢揽“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瓷器(China，中国)活”，是要有金刚钻的。

　　“若在今天，钱伟长能否考取清华及能否自由转系，还得打个问号。”方明伦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

　　钱伟长被扣“大右派”的帽子，主要罪状正是主张理工合校，这被视为反对苏联模式。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评论说：“学术观点的争论演变为影响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政治结论，恐怕也是历史的逻辑，非个人所能预料和改变的，最后，以清华大学为代表，基本上走上了美国大学的路。”

　　担任校长后钱伟长用“拆墙”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平反，“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身为校长，钱伟长的一句名言是：“大学校长不是官。”

　　他有两套名片，一套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是其社会职务；一套更常用，上书“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戴世强称“校长、所长、主编”是钱老的“三件宝”。

　　戴世强说，“当官应该在45岁之后，最好在55岁之后，学术已有成就，发展余地已经不大，可以专心干些行政工作，否则学术就荒废了。”

　　“打成右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钱伟长的学术，他的29个社会职务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降为三级，但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1982年又拿了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这完全是个人成就。相比而言，钱学森、郭永怀在1957年之后，基本没有什么成果问世。”戴世强说，“全国一千多所高校的一万多名校长都应该以钱老为例，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当校长。”

　　钱老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教学楼之间以长廊打通，还特意为女厕所增加了蹲位。

　　诚信是钱老对现今学术造假的又一现实刺痛。一名研究生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这是涉嫌假算！钱老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他定下规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

　　处理过几起剽窃案的方明伦说：“防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教授不要随便署名。”钱伟长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从来不署名，出书从不接受稿费，而是要来一些书一一送给朋友和属下。

　　“我姓钱，但我没有钱。”钱老曾说。

　　30年后，再读《钱伟长传》

　　大师皆凡人，不是无背面的四面佛，钱伟长也有A面B面。

　　这是戴世强的人物史观。在动笔写《钱伟长传》之前，他讲了三原则：一，钱伟长是人，不是神，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钱伟长；二，必须秉笔直书；三，做到不为尊者讳。“先出节本，全本放在30年后出版。”

　　在本刊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只做了有限的“剧透”。比如，1946年，钱老回国，不一定全为爱国故，还有儿女情长，儿子生下来6年没见面了；也是为了前途，年轻的钱伟长听从了国内来客的劝告，“现在国内没有人才，回去有的是我们发挥的机会。”

　　还有，钱伟长既豁达又很记仇。对于错划右派，他以“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屁股”之心面对，而对个别“死对头”却一直难以宽宥。

　　这是一位连钱伟长喜欢嚼纸片都观察到的可怕“史官”。“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钱先生在专注地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个小角(面积大约1~2平方厘米)，放到嘴里嚼，大概有助于思维吧！我留意了一下，没见到他把嚼过的小纸片吐出来，有点像影视里地下工作者暴露时那样把纸片咽下去了。”

　　遇到这样一位史家，是钱老的幸或不幸？

　　江山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史家幸。30年后，我们又将怀着怎样的心情捧读《钱伟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