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好时代的坏孩

Lizzy360

高晓松：好时代的坏孩子

第一个站出来说螺丝钉也要歌唱自己，螺丝钉也有爱情！

　　“每一代人都怀念青春”。从握一把琴歌唱“白衣飘飘的年代”，到坐在各大选秀节目评委席上月旦年轻的面孔和嗓音，高晓松从瘦子长成了胖子，从校园诗人长成了自诩的“40多岁老江湖”，他还在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但已经是另一种表达。

　　卖艺这行，什么二代都没用

　　《南风窗》：外公是科学家，母亲是建筑学家。您1988年考入清华，学的是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和他们有关系吗？家学渊源使然还是赶鸭子上架硬让您读理科？

　　高晓松：千万别提我家的任何人任何事儿，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卖艺这行是最好的，什么二代都没用，因为你得写得好听。就算你爸是总统，也不能播一条“全国人民请注意，高晓松写的歌好听，必须听，必须哭，必须卡拉OK点10遍”，跟我有关系的是我的琴，不是他们。

　　在生活上，他们对我有很多影响，但是文艺上没有，我们家要是搞音乐的还能说一说。老狼妈妈是交响乐团团长，天天看不上老狼，“搞的什么音乐啊，一点儿都不高雅。”

　　我当时没什么理想，也不知道未来会干哪行。当时我保送浙大，高兴极了，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结果被他们发现了，怎么不复习啊，连准考证也没有，我爸妈说：“明天早上9点半到书房谈一谈。”那次教育我永记在心，他们对我说：“一个男人永远不能用不同的世界观当你做事的借口，只能有一个世界观。要么西方，那没问题，我们尊重你，你自由选择，自己打工上大学，自己养活自己；要么东方，我们让你上哪里就上哪里。”

　　他们让我上清华，UC伯克利，连上什么系都得听他们的，整条路都被彻底安排好了，那我还活着干嘛啊？他们就说，那行那就西方道路，自己养自己，这不伪民主吗，那年代找一工作，要派出所、团委、计划生育什么的开4个证，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路边唱歌打工，我就没办法了，就只能听他们走东方道路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读什么，中学里所有的老师都让我不要去学文，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是校刊主编，诗社社长，诗社社员都是语文老师，所以老师们说我文科非常好，不用再去上大学读文，应该去学理工，了解这个世界是怎样构成的，这样文理融汇起来，未来会很好。当时清华分儿最高的4个系也是现在最好的4个系，无线电、自动化、计算机和建筑，我也没法选，因为无线电系主任是我舅舅，那我就去上了无线电系，于是只要有堂课没上，全家都知道。

　　当时我考分很高，超清华录取线60多分，北京分数线是低，但是我们的分儿不低，当时湖北、浙江的同学企图发牢骚，结果一问，咱俩分儿差不多，因为那时候全国统考，所以也不存在歧视北京的学生。我们四中没有低分，全班超清华分数线50多分。但还是不喜欢这专业，不喜欢的事情干不了，后来有时间了就去组乐队了，就不在学校呆着了。我们家原则就是你退学，每月交100元食宿费，后来我就找个理由说要考研，考研就不要交钱了。

　　《南风窗》：听说您父母从小培养您琴棋书画十八般文艺？

　　高晓松：不是我才这样，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自己也都会点，科学家都得会点儿文艺，爱因斯坦不是拉小提琴嘛。那么我就学吹黑管，我妹学小提琴，然后弄一堆大师教我们书法、绘画等等。我是所有的空间艺术都特别差，时间艺术都不错。时间艺术就是有节奏的艺术，包括视觉的、文字的、音乐的靠时间流逝展示的艺术，空间艺术就是书法、绘画之类的，这些特别差。有人说你怎么现在什么都干，其实我干的都是时间艺术，电影也好，音乐、文字也好，都是通过时间的节奏展示的。我可没跑去画画，我也看不懂现代画为什么这么画，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往上面泼个墨什么的。

　　好时代的坏孩子

　　《南风窗》：其实80年代，正是摇滚乐开始盛行的时候。刚开始，您和老狼也组成“青铜器”乐队，怎么走向校园民谣的，是因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个文艺青年？

　　高晓松：“青铜器”乐队一开始没有老狼，有一大胖子和我。那时候我特瘦，可瘦可瘦，才不是现在这样，就一百零几斤吧。主唱老是找不到合适的，托了好多人到处找主唱。终于有一天，金立给我们推荐了老狼。金立当时是北京高校圈第一大才女，琴弹得好极了，歌写得也好，唱得也好，声音很像卡朋特，上过中央电视台，现在隐居在美国一个农村里。我们那时候搞得风起云涌，她也不掺合我们，我们第一张《校园民谣》合辑的第二首歌《那天》就是她写的。因为老狼的老婆也是文艺青年，我们也和她一起写诗写歌词什么的。

　　后来玩摇滚是因为虚荣心，就觉得必须得弄摇滚，大长头发甩起来，控诉一下，也不知道控诉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最得意的分子，公费生，国家养着，不交学费，还发钱，我现在都忘了我们摇滚时期写的歌都在控诉什么。

　　可能因为我是上海长大的，怎么着都摇滚不了，尝试过很多次，写摇滚也是好风长吟很文雅的感觉。后来终于疯了一阵儿，写《杀了她喂猪》，但是也没有持续很久，本来想写一个系列。

　　《南风窗》：《杀了她喂猪》也在网上流传，但并未收在您的专辑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恶搞，怎么会写这样和以往作品风格差异很大的作品？

　　高晓松：其实还是技术，我想尝试一下我有没有这个技术，能不能做这个东西。音乐很大的吸引力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就像古典音乐没有什么内容，但是钢琴弹出来特别有意思，所以音乐是个特别吸引人的东西，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后来我就总想着要尝试，还尝试写歌剧了，就差去写京剧了，但是京剧不是音乐创作，永远只有俩调，还是属于戏剧创作的范畴，后来就作罢了，但心里总想着把所有音乐类型都尝试一遍。

　　所以后来我写的《青春无悔》就是虚荣心大爆发，有弗拉明戈，有爵士，有摇滚，结果出完人家还管我叫民谣，那我就不再做这方面努力了。因为你真正用心写的是那些歌曲，人家也只接受你用心写的作品，这个才能打动人。后来那个“矮大紧”系列也没有继续下去，《彼得堡遗书》、《咸阳反贼》等等，本来都规划好了一堆题材。

　　其实我是被方文山刺激了，他刺激我那个题材感。在方文山之前，我们都觉得写歌都得写自己，结果他写《忍者》、写《双截棍》，写《娘子》，一下儿给我们震动特别大，开阔了眼界。以前我们写歌基本都写“我”，最多写“你”，结果方文山写“他”！我就觉得太好了，就自己也试着写。但当你老了，虚荣心退去了，脑子里出现还是木吉他，连钢琴都没有，我的歌里有钢琴也是编曲所需。所以到了《万物生长》这张专辑，又回到了最初最朴素的东西，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已经没有虚荣心了，脑子里呈现的是什么声音就怎么弄，而不会去编出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年轻的时候弄这些也是好的，总要试一下。

　　《南风窗》：现在民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云蓬、万晓利、小河等等一大批民谣歌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您觉得现在这些民谣和你们当时的创作最大的区别是怎么样的？

　　高晓松：我总结了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民谣是好时代的坏孩子，现在的民谣是坏时代的好孩子。

　　我们那时候的民谣根本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有人还批判我们没有教育意义，我们就争辩说音乐就是为了个人而诞生的，而不是为了社会而诞生的，音乐就应该歌颂本人，每个人都歌颂自己，这个社会就前进了，所以你不用去写社会。但是今天社会确实有很多值得控诉或者歌唱的地方，因为它太复杂。今天的民谣我其实挺喜欢，他们特别接地气，写的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儿，我们写的都是象牙塔里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外面什么样儿。那时候大学的墙特别高，里外品位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外面都是听四大天王，我们听罗大佑崔健，最多再加一个李宗盛，那时候大学里面歌唱比赛如果有人上去唱四大天王的歌，立刻就被轰下去了。

　　《南风窗》：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校园没有他们自己的校园民谣？

　　高晓松：因为现在校园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了，墙矮了，和外面打通了。我们那时候墙特别高，里面是象牙塔，外面是四大天王。当然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学校有自己的校园民谣，回到墙高起来的样子。美国也是人人能上大学，但是那些好的学校里面听的东西看的东西和外面完全不一样，他一定会告诉你他爱听的是你没听过的歌，是那种很偏的冷门的歌。

　　白衣飘飘的年代

　　《南风窗》：9月7日在上海举办的“此间的少年”个人作品音乐会，让歌迷都觉得是一场集体回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怀在内心深处。

　　高晓松：我当然有，但我怀旧不听我自己的，听罗大佑的。我的情怀就是2000年的时候罗大佑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在上海，现场当时来了5000多人吧。我提前一小时到体育场门口，心里想这得遇见多少熟人啊，想了几个人一定会来，上大学的时候一哥们儿把罗大佑的歌词抄宿舍一墙，果然那天就看到他风风火火地来了，我觉得特有意思。

　　后来一代人相当一部分是听我的歌，他们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听自己的作品就没什么感觉，我们是听罗大佑、崔健的歌长大的，但是罗大佑对我影响更深，因为我还是比较文艺，崔健有点儿太猛了。

　　《南风窗》：我们知道“此间的少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哭了，罗大佑哪一首歌您听了会特别感动？

　　高晓松：我记得那次罗大佑演唱会上的第一首歌是《爱的箴言》，第一个音下去就不行了。罗大佑特能催泪，全场黑着灯都没开，我们也没看到他上来，然后他开始唱“我将真心付给了你”，钢琴才出来，顿时满场泪雨横飞。我，老狼，刘建宏全都哭得跟鬼似的。我那“此间的少年”也是，后来调整了下曲目顺序，北京本来开场就是《青春无悔》，一开场就哭，哭两小时，这体力受不了，不能这么干，后来就改成先唱新的歌，慢慢地往后唱。

　　《南风窗》：这样的演唱会您觉得更多的是在纪念青春还是在消费集体回忆？

　　高晓松：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当年去看罗大佑也是这样，人生能值得回忆的就是青春的那段日子，后来都是一样的，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都可以浓缩成一天了，而青春的时候每天都不一样。那时候往本子上写高一（1）班，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加一横变成高二（1）班，“我长大了”。从18岁到28岁变化多大啊，从58到68，一点儿变化都没有，只有成长的那段时光最值得回忆，你就是那样变成了今天的你，后来就不变了，每一代人都怀念青春。

　　《南风窗》：《白衣飘飘的年代》特别具有代表性，70后80后对你的这一些作品有特别深的记忆，那真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么单纯，那么美好。

　　高晓松：因为这个和个人有关，跟社会有关的歌不是很容易记住。在我们之前中国就没有和个人情感有关的音乐，只有两种歌，一种是歌颂社会的晚会歌，一种是批判社会的摇滚乐。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你不重要，你是螺丝钉，国家把你安排在哪儿发光发热你就得在哪儿。我们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螺丝钉也要歌唱自己，螺丝钉也有爱情，也要纪念自己，人最容易记住的音乐就是歌唱自己的歌，因为这个最能产生共鸣。

　　你今天听依然是这样，每到毕业的时候，还是会有大群的人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某一年毕业季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快去北外，全体男生在女生宿舍高唱《同桌的你》，女生打开窗户一边哭一边看着那些可爱的男生。每到这个时候还是很多人会唱起这些歌，因为它写得最贴切，最与个人有关，与个人有关的音乐是个人成长的记忆，与社会有关的音乐可以知道那时候社会是什么样儿，但是和个人的情感联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