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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天就有一项新的研究证明,与他人接近、拥有牢固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提高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使人长寿【1】。从关于缓解压力的“爱之荷尔蒙”激素的大脑研究,到追踪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大型长期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交生活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在她的新书《加入俱乐部吧:同辈压力如何改变世界》中,普利策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纽约时代杂志作家的蒂娜·罗森博格验证了更多对我们社会性的理解(同辈压力)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被影响的行为包括戒烟、增加数学研究,乃至减少在艾滋病患者中的冒险行为和推翻政府的激进行为。
注:同辈压力(peerpressure),是指同辈人互相比较中产生的心理压力,一个同辈人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个人改变其态度、价值观或行为使其遵守团体准则。
什么促使你想要看到同辈压力积极的一面?
我过去曾研究抵抗运动(一个塞尔维亚组织,在它的挑动下米洛舍维奇独裁覆灭了)的其中一位创始人伊万·安德里奇的故事。我正跟我的一个朋友讨论着抵抗运动所采用的,让塞尔维亚人民离开家门,走到大街上的非凡手段。突然我发现我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跟我在一本杂志上写过的关于南非政府的青少年艾滋病防御计划非常相似。
你也许不能想象他们的相似。他们一个是政府健康计划,另一个是被独裁迫害、被追踪、被劳役的青少年组成的地下组织。但是我认识到,他们是一样的。两个案例所采用的方式是相同的。他们的想法都是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一个案例中是让人们做更健康的选择,放弃危险的性交,另一个例子是采取政治行动。
冒更大的险!
但是这两者都成立一个人人都想加入的俱乐部来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接着我就开始思考,这真是一个让人们改变的有效的措施吗?它还可以被用在什么地方呢?
到底抵抗运动的秘诀是什么?我曾经读到过说抵抗运动的一些活动实际上也促发了埃及的运动。
他们做了一系列与我曾经见过的十分不一样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他们把非暴力计划做得像军事战役一样认真。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顺其自然理论”上,空想着“让我们发动一场革命,看大家参不参加吧!”。他们真的计划了每一件事情,并且没有大而空的概述;他们细致到微笑的行动,让他们的运动慢慢成长起来。他们的策划十分,非常谨慎和有条理——这是我觉得很关键的地方。
(MontyPython,是英国的六人喜剧团体)
但是另一个真正的关键之处是他们努力尝试,做了与传统政治完全相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守护神是MontyPython。他们使运动变得搞笑,酷酷的。他们使运动变得诙谐,无礼,傲慢,粗鲁,所以年轻人——不仅仅是年轻人——想要加入,想要支持。他们想要穿着伟大的T恤衫,听着伟大的背景音乐播放,变得勇敢起来。
他们是如何让人们抵抗一个可能将他们打入牢狱或者更坏的独裁者的呢?
他们采用了一个极有创造性的方法。他们知道人们可能会被逮捕,也知道这对于人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需要积累大量的人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最终可以推翻米洛舍维奇。
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所要冒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他们后来意识到被逮捕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如果你被逮捕了,你也许会在警署呆上5或10个小时。被打之类的残酷事情很少发生,更不用说把你留一个晚上了。
所以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决定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备用计划”的东西,一种可以利用被逮捕的计划。他们会举行所谓的游行,或者街头恐吓,然后一个人负责畏缩不前,不要被逮捕。当警察挟持了大家,她就会打电话给总部,说“17个人被逮捕了,被带到了某某警署”。
接着总部就开始行动。他们在监狱外面聚集了一群人——反对派记着,抵抗运动的律师,成员,朋友和家人——人们就是露营,踢足球,打排球或者唱歌,他们会一直等到被关进去的人重新释放出来。
被关在里面的人能听到外面的喧闹,他们就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然后当你被释放了,你出门就会看到:摄影师,记者,欢呼的人群。你可以出来,然后享受一杯啤酒,然后第二天你的照片就会被刊登在报纸上,你会出现在反对派的电视上,你发现自己就是个英雄。
当你第二天回到你的高中,所有的女孩都想要你的电话号码,这太棒了!这甚至让一些男孩比拼谁最能被逮捕。
所以他们学会了战胜恐惧和警察的压制,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东西。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自己和朋友心中成为英雄的机会,我觉得那是非常有力量的。
群体力量是如何助力利他主义的呢?
你想想日本的例子,那里的核电站牺牲了这么多工作人员,来为他人造福。
我曾经思考过核反应堆里的工作人员,与之相对比,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散兵坑里的战士。你如何让一个不是很懂得全局或是战争目标的人,也许还想“这不是我的战争,我是被拉壮丁过来的”的这类人成为一名战士呢?如何让他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来拯救别人?如何让他离开他的安全区,冲向汉堡高地呢?
他们为了他们的兄弟而战。他们为了他们的兄弟认为他们不是懦夫而战。他们支持兄弟,并且在战场陪伴他们的兄弟。我不知道在非常以集体为导向的日本,那些核反应堆操作人员的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内部集体,你同时也不得不有一个外部集体。在之前提过的蒂娜·罗森博格的书中提到的成功的禁烟运动中最有趣的是,它把那些吸烟的人看做失败的人——而不是伟大,很酷的人。不是不健康的危险让孩子停止吸烟,而是那种“他们必须反抗邪恶,反抗那些想要操纵他们想法的人”的思维让他们禁烟的。
然而,我不觉得事情总是这样(不是总要有反抗才能起作用),也并不是说显得比较酷就能一直让这个机制起作用。Lovelife(南非的艾滋病防疫组织就把自己化身为“成功的生活指南”来推动安全性爱的理念)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任何事情,它仅仅是给了人们一种有趣的,积极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人们有理由把自己视作有前途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做改变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励,让人们理解他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改变的。
尤其是在独裁的统治下,推翻独裁统治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让人们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打破原有的想法“这太危险了,未来没有前途,这没有作用的,不会好起来的,我们死定了,所以我就这么呆着就行了。”如果你能够排除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就有80%的可能去推翻独裁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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