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缺失的一环 尊重生命

害怕孤单

　　刚开始听说丢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做父亲的人，不能不自然的为另一个孩子感到担忧，但首先想到的也只是希望不要是最坏的结果：被乞丐集团掳去，被贩卖，甚至弄残沦为乞讨工具。

　　没想到等消息传来，却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最黑暗的情况还要黑暗的结果。世界上有很多变态杀人狂，但他们是为了自己偏执的理念而杀人，也有很多人为钱、为权，为危害到自己的利益而杀人——即使是乞丐集团，也是为了利益的贪婪而灭绝人性。但我们无论如何没想到，居然有人为了一点点恐慌，几乎是毫无理由的，就毫不犹豫的杀人，而且杀掉的是一个弱小的婴儿。（写下这些字的时候都感到一阵阵反胃）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变态的想象了一下，掐死一个婴儿是什么样的感受。正像有朋友说的，它绝对比掐死一个大人要难一万倍，即使只是在你的想象里，你也会感到无比的恶心、恐慌。

　　两千年前，孟子为了证明人性善的观点，这样举例讲：一个人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一定会惊慌的大喊。这孩子与他无关，他也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而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对生命特别是对初生的、弱小的生命，有着天然的尊重和敬畏。

　　但又是什么，让这个社会中的很多人，丧失了这种起码的人的天性？即对人的生命的基本的感受？

　　周喜军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而且他之前就是罪犯，在劳教所里的改造未必没有反而加强了他的人性丧失。但我们其实应该想到，从某些角度上来说，这种人性的丧失并非仅仅是偶然的、极端化的例子。

　　中国社会普遍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久前就出现了的问题。比如毒奶粉，当商人可以为了利益，连顾及其他人生命，甚至是孩子的生命的底线都可以突破时，他与周喜军已经只有度的区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人说，中国人进入“互相投毒的时代”，牛奶里加尿素，炸麻花里加洗衣粉，他们中有商人资本家，也有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互相投毒，不是“宁可缺德，不能缺钱”，而是生命根本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概念。那些奴隶般的使用黑窑工的矿主有生命的概念吗？那些为了报复社会而在死前也要去幼和园砍几个小朋友的人有生命的概念吗？艺术青年药家鑫在用连续向下动作捅死一个被撞者的时候对生命有概念吗？大概只有他在法庭宣判前的痛哭求饶时，才因为自身明白了生命为何物吧？李扬的两部电影《盲井》和《盲山》，我觉得是对中国文化根性批判最深判的电影。那些把人害死换钱，买了女人给自己儿子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是丧心病狂的坏人，而只是因为自己生命的空洞，而完全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认同无知的人。

　　我相信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也许能从我们的历史和教育中找到源头：80年代之前，我们爱革命，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因为反革命而死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没有尊重生命的教育，所有的战争电影都无比亢奋，杀人和被杀都无关痛痒。80年代之后，我们爱钱，人生的失败成功不再与道德、名誉、家庭甚至个人的幸福快乐与否有关，而仅仅取决于你是人上人还是人下人，你是房叔还是房奴，是高富帅还是穷吊丝。穷其一生的奋斗只为博得别人一个艳羡的眼光，个人的生命已经变得空洞，生命的真正价值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尊重。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周喜军、药家鑫那样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对生命的尊重是不是减少了呢？至少对我来说，这一事件给我最大的震撼，一是凶手可以丧心病狂至此，另一个就是一个小生命的逝去，对我自己的触动，也并不是很长久的事情。毕竟，生活里有那么多的压力，有那么多需要迫切关心的事在等着你，耽于同情和忧愁，对生存是不利的。

　　当然也许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想法，但至少对我来说，个人认为周喜军是特例，但又不仅仅是特例，是偶然，但也不仅仅是偶然。包括很多认为给了公众给了凶手压力，凶手就理所当然一定会杀人的人，其实内心骨血多多少都存在着相似的东西。

　　一个健全的社会离不开基本信仰和道德，也就是普世价值。从个人理性来说，我一直对基督教颇有微词（我对中国古代贵族对天道的敬畏更加赞同）。但我却同样认可，被政教分离后的基督教，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稳定和道德层面上，起到了非常积极、有价值的作用。在中国有着类似的东西，即是以儒家体系而主体的传统道德认同，而在中国近代，因为民族危亡和赶超西方的紧迫压力，我们和传统道德一刀两断，砸烂孔家店，甚至发展到文革这样极端的暴乱，本质上都是一种重视物质而把精神元素抛下的急功近利的行为。但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肉体上已经很强大，但精神上却如此孱弱的民族来说，重建信仰，重建基本的道德观念，重建对生命，对个人和他人的生命的尊重，也许才是最最重要，比物质方面、GDP方面更急需的东西。

　　最后引用一句话：我们的孩子能比我们生活得更幸福一些吗？那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行走。愿悲剧的发生，能减少一些未来的悲剧。

快乐pny

尊重生命，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