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与油画《开国大典》

小米粒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国，其中有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术学院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当时只有37岁的中央美院教授、青年画家董希文。

　　董希文1914年6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尤其擅长革命题材及人物画的创作。在此之前，他曾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画过像，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泽东油画像便出自他及其学生之手。1949年，他还受命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英雄代表画像，他创作的《北平入城式》等作品也受到了好评。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到《开国大典》的创作准备工作中。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他认为资料里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董希文看来，要反映开国大典这一重大事件必须要有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在同一画面中的“大团圆”构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开国大典所具有的“人民胜利”的伟大意义。董希文决定在创作中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草图上，毛泽东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并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画面，右面则是广场上的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但它却因此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更好地突出了节日气氛。此外，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但董希文在草图中却将这根柱子抽掉了，这一大胆突破使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草图画好后，为慎重起见，董希文又请来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为草图把脉，大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这使董希文对创作好《开国大典》充满了信心。

　　《开国大典》草图完稿后，董希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为了适应作品特定的历史内容，董希文将西洋绘画的各种表现技法和民族绘画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使蓝天与红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形成强烈对比，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在写实描绘中，董希文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在透视和光影的处理上，他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去处理，而是根据画面主题和总体需要以及民族审美情趣进行创作。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还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其大胆创新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画稿中如何表现毛泽东的身高问题，艾中信建议说：“里面的毛泽东再高大一些更好。”董希文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将毛主席的个头加高了一寸，效果果然不错。

　　不出两个月，一幅高233厘米、长400厘米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便从他手中诞生了。画面上，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奕，气度不凡。整幅作品构思宏伟，气派非凡，喜庆热烈，完美地表现了中国新生的辉煌气势。《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也兴奋地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

　　1953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自审阅参展的美术作品。当毛泽东看到这幅作品时，连连点头称赞道：“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3年9月27日，油画《开国大典》在《人民日报》刊登，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开国大典》的图片，发行量数以百万计，成为现代美术史上一幅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品之一。

　　《开国大典》的改动与恢复

　　《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定性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事实上，这次改动对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害。董希文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

　　《开国大典》第二次改动是在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风头浪尖的1972年。由于刘少奇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叛徒、工贼、反革命”，这次改动就是要在开国大典中去掉刘少奇的形象，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当“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他去改《开国大典》时，已身患癌症的他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女儿董一沙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也从此对这幅作品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亲手将刘少奇的形象恢复在《开国大典》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捱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印章，以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1973年1月8日，董希文不幸逝世。临终前，他还对没能亲手恢复刘少奇在《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而感到抱憾不已……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开国大典》复原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恢复油画《开国大典》的原貌。博物馆经征求家属同意后，委托靳尚谊在《开国大典》复制品上进行修改(该复制品系靳尚谊与赵域在董希文指导下于1972年复制)。但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来做这项工作。经过修改的《开国大典》，按原样重新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形象。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而原作则保存在博物馆画库里。《开国大典》的几经修改也是我们整个民族曲折经历的一个缩影。

　　

　　董希文《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