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真的有那么难吗？

天成

　　中国的素质教育，已经喊了整整20年。目前的状况依然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为什么实施素质教育这么难？

　　

　　实施素质教育，本质上是解决“读书为了谁”的问题。现在有两对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难解决。

　　

　　第一对矛盾：从教育行政部门和每一所学校，考虑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要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而作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位学生，他们考虑的是整个家庭和孩子的前途与命运。

　　

　　在现阶段，整个社会还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等级制、官本位还非常严重，这一对矛盾很难解决。我教的是78届高中生，他们的年龄也到了四十六、七岁。我有一位学生名叫张燕，她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上海的总代表(照片1)。她告诉我：在美国，那些铺地板、贴墙纸的装修工人，或者开“的士”的驾驶员，他们的收入比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美国的工资价格体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美国民众就用不着千方百计挤“大学”那座“独木桥”，学生的分流相对容易。

　　

　　那么，这一对矛盾怎么解决呢？从理论上讲，那就是每一所学校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和真正着眼于人的解放，当社会的工资价值体系趋向于科学与合理，只有在这个时候，国家、社会、每所学校、每个家庭与每个学生，才会在利益上趋于基本一致。

　　

　　第二对矛盾，那就是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综合化加剧，不断产生跨学科与边缘学科。另一方面是，学生的学习时间与空间越来越有限，学生面对不断膨胀的学科，面对网络传播的无穷尽信息，他们在生理与精神上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相当一部分学生往往被“学习”打垮。谈到学生课业负担问题，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应该那么重，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应该是感受阳光，健康成长。至于高中生，他们的身体长好了，多做半小时作业或少做半小时作业，多睡半小时或少睡半小时，关系应该不大。最近发表的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先从小学阶段做起，我认为是深思熟虑的，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们的教师面对社会多元和大量密集的信息，他们原先在大学里学的知识与技能，也明显地感觉到无法应对。在网络世界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年青的中学生天生比教师具有优势。教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回到家里还要安排老人与小孩，要操持无穷尽的家务，他们身心交瘁，疲劳不堪，他们能得到的信息，肯定不及他们的学生。教师唯一的优势是：在分析信息与处理信息时，他们更理性，分析问题更成熟与老到。因此，我国以35岁以下年青教师为主体的教师队伍，同样在生理与精神上承受巨大的负担，他们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这对矛盾怎么解决？一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二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这两对矛盾，我们都寻找到了出路。但在实际操作中，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教育的许多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在教育的反映。想依靠学校教育解决诸多矛盾，非常不容易。

　　

　　在现阶段要实施素质教育，从深层次分析，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那就是不应当扩大下层弱势群体的竞争劣势。这是因为：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它的背后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地位竞争规则，也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它的背后都是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前途与命运的竞争。

　　

　　从这一角度思考，就找到了实施素质教育为什么这么难的现实原因。

　　

　　应试教育本质上考察学生什么？它考察的是学生的“知识”与“智力”，这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学生，农民工子弟，下岗工人子弟，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孩子，他们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和更加勤奋的努力，力图取得在“知识”与“智力”上的优势竞争地位(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素质教育考察学生是什么？它考察的是学生的“见识”与“修养”。而“见识”与“修养”，它可能更多地与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关联。为了“全方位”与“立体式”地实施“素质教育”，它意味着每个家庭在教育成本的投入上，一是投资时间加长(“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二是投资力度上加大。而这两条，都是下层的弱势群体的孩子无法承受的，也是给予他们的致命打击。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处于下层或弱势群体的孩子，他们更愿意讲“分数上的平等”，而非常不愿意讲“素质上的平等”。

　　

　　目前，寒门子弟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不断滑落。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这一时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而最近这些年，北大一个班级60多位学生，农村籍学生至多4—5名，其比例已下滑到6—8%左右。

　　

　　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是，一些处于下层或弱势群体的孩子，即使他们考上了大学，他们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他们发现：在现阶段知识难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妨对比一下，我是77级大学生，《高考，1977》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从底层出来，读了大学之后，真的是知识改变了命运。(照片2)而当时没有考上大学的我的同辈(特别是女同学)，或是早已退休在家十多年，或是家庭、生活都处于非常拮据的状况。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同学，儿童青少年时期大家彼此完全一样，彼此打趣，多么天真烂漫。而现在一旦到了同学聚会时，大家站在一起，在外貌上的年龄已经相差五六岁甚至七八岁，更可怕的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都涂上了一层难以情状的隔膜感。

　　

　　而80后这一代大学生走上社会后，他们感觉怎么样呢？特别是处于下层与弱势群体的80后大学生，他们看到和感受到什么呢？他们非常深刻地体验到：除非你真的是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和专门人才，倘若你是普通大学生，在现阶段，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本质上是依靠你父母的“身份”。对处于弱势群体的8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读高中时还有“鲤鱼跳龙门”的理想，而现实是他们发现：到了他们这一代，知识难以改变命运。他们非但没有做到“鲤鱼跳龙门”，反而加入了高学历、低收入的人群。不要说“一线大城市”他们无法立足，连在“二线”城市立足也很困难，他们大量迁徒到“三线”城市，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带有酸涩味的雅号：“蚁族”、“蜗居族”。

　　

　　实施素质教育为什么这样难，倘若从教育的两大功能，从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分析，可能会找到更深层次的政策原因。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已力不从心。也许我孤陋寡闻，我以为我的导师叶澜在这一领域是个大权威。她的《叶澜自选文集》深刻与清晰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我试图以最简洁和最概括的语言归纳，倘若没有完整表达她的思想，那是我的错。

　　

　　叶澜认为：从建国以来的60多年间，政府的教育决策历来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政府总是要出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者轻视教育的长期效益。这种偏差倘不纠正，中国的教育不会出现质的进展，也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叶澜指出：政府对于教育的价值取向，从具体内容到形式的思维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她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

　　

　　其一，把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主从关系。往往是从政治、经济的性质，直接演绎出教育的性质，从政治、经济的任务，直接演绎出教育的任务。忽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还有区别，忽视了从政治、经济任务向教育任务转化过程的中介与载体。

　　

　　叶澜举例说：国家在经济建设的先后次序上，往往是“先经济，后教育”，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国家舍不得在教育上花钱的历史起点。

　　

　　其二，它排除了教育自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那就是教育对于每个人的个体发展的价值。

　　

　　什么是21世纪的教育？叶澜提出：呼唤人的主体精神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最核心的内容。

　　

　　什么是人的主体精神：叶澜认为：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这些，都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培养与发展。叶澜举了一个例子：四人帮篡党夺权后，把教育作为他们实施阴谋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结果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在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盲从和受蒙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建国以来教育取向上忽视个性培养与独立人格形成的最大、最沉重的惩罚。

　　

　　叶澜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生命观”。叶澜提出：“教育是一项直接面向生命的事业，而且为了促进人的精神生命主动发展的伟大事业。”叶澜痛惜，现今的教育“缺乏一种基本的人性教育，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关爱和尊重教育”。

　　

　　叶澜指出，我们的决策部门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把教育列入生产力的范围，把教育投资看作生产力的人力投资。它是否需要，当然需要！但教育还有自身更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对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上。

　　

　　同样是对人的个性发展的认识上，叶澜分析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仍然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把个性发展主要理解为个人特长、才能、智力、兴趣的发展；在个人才能的发展上，也主要着眼于尖子人才，对个人潜能的普遍开发。而几乎不涉及到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分析能力等属于人的精神生命的培养与发展上。

　　

　　其三，在考虑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价值时，我们在决策时往往从当前社会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口号与要求，而没有顾及教育自身长效性的特征。

　　

　　叶澜指出：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提出许多教育问题(具有教育价值取向)，也许是符合那个时代时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国家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完整内涵和基本思维方式，由于它建立在过分强调政治实用意识，而忽略教育培养人的长效性，它显然是不合适，也缺乏科学性和科学精神。

　　

　　教育的两大功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在相当长时间，我们仅仅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把教育看作是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基础性作用，这当然是对的；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间，我们更看到了教育与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联系，更看到每个生命个体，教育怎样让每个生命个体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展自己。今天重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感到是那么亲切。更强烈地感受到：个体的独立性和个体的创造性，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于教育两大功能的关系，叶澜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判断。她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教育功能问题上执其一端，忽视与否认另一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对的。尤其是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若再用二者择一、非此即彼式的思维方式认识教育功能这样复杂的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