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变味，谁解“红包”焦虑症?

毛毛的夏天

　　新华视点：教师节变味，谁解“红包”焦虑症?

　　又到教师节，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演变为两难的道德考题。连日来，记者在上海、江苏、辽宁等地调查发现，在一些热点中小学，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怎么办，双方均患上“红包”焦虑症：理想教育的天平承载不了越来越重的红包。

　　国务院近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对教师实行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家长苦恼、老师纠结”的“教育红包”为何严禁难止?如何维护师德尊严，重塑健康纯洁的师生关系?

　　“教育红包”渐渐升级，家长老师焦虑加剧?

　　这几天，对女儿小学二年级开学的喜悦还未散去，上海的包小明开始犯愁教师节给老师送什么礼。鲜花贺卡不实惠，现金和卡太直接。经过反复挑选，她为老师准备了两罐精品龙井，既有文人雅趣，价格也很到位。“给老师送礼最麻烦，既要保面子，又要顾里子!”

　　和包小明一样犯愁的家长不在少数。记者采访发现，教师节送礼的重灾区主要是各地的一些知名中小学，对象集中在语数外等主科老师和班主任。沈阳市一所热点小学的王老师说，新学期开学以来，全班40名学生，超过一半的家长都送了礼，普遍价值数百元，还有的直接拿信封送现金。

　　面对接踵而来的“红包”，很多老师并不像家长想象的那般满心欢喜。“家长的红包越厚，老师的压力越大!”南京白下区一位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老师说，拒收家长红包时常拉拉扯扯，有时还有学生在旁，场面非常尴尬。有时虽然拒收成功，但明显感觉和家长的关系疏远了。“有时候家长送的礼物实在退不回去，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该怎么对待孩子，学习管理和生活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怕拿捏不好，都快得强迫症了!”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米、腊肉，到90年代的鲜花、水果，再到新世纪的现金、购物卡，随着礼物逐渐升级，教师节开始变味。北京一所知名小学的学生家长透露，随着现金和卡数额增大，为了规避风险，这几年流行给老师送旅游，“开始是国内游，后来是出国游，没个三四万元根本拿不下!”

　　不断升级的“教育红包”让师生关系、家校关系不再纯洁。“开学才3天，就学生座位问题，一年级8个班主任所接的电话短信不停，甚至有家长直接要求给孩子安排4排2座，即靠讲台中心的位置，并表示教师节一定好好‘感谢’老师。”上海一位全国劳模小学老师说，面对这样的暗示或礼物，自己会坚决拒绝，不然班级的正常教学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在沈阳市铁西区兴工街第一小学校长张吉新看来，红包带给教育的不是助力，而是阻力。“如果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充满了铜臭味，老师如何教书育人?何谈言传身教?”

　　家长苦恼老师纠结，红包为何严禁不止?

　　对于收红包这种严重违背师德的行为，相关部门态度明确，禁令不断。2010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教育系统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业界称为“八不准”禁令，其中规定老师“不准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其他财物。”今年8月，国务院出台相关意见，评价老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情节恶劣的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直至撤销教师资格。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家长苦恼、老师纠结、法规严禁，“教育红包”如同癌细胞一样逐渐扩散，侵入教育肌体。仔细分析“红包癌症”病因，内因和外因交织下，一条教育寻租链条清晰可见。

　　“送和不送真的不一样!”包小明的女儿四年前上幼儿园，开始在幼儿园总是吃不饱，回家常喊“饿死了”;后来送了红包，老师总是加餐，女儿回来就说“撑死了”。每次送礼之后的几天，女儿往往会得到老师表扬。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旦老师批评女儿，我就想，是不是又要送礼了?”

　　湖南的初中生家长苏先生给记者分析了给老师送红包的诸多好处。“很多教育资源都掌握在老师手里，比如评三好生、当班干部，特别是‘小升初’推荐优秀生，老师和班主任一般都有几个名额。”苏先生说，要想老师青睐自己家孩子，平时和老师处好关系很重要，而每年的教师节就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除了谋求具体好处，很多家长是抱着“花钱买心安”的心态给老师送礼。沈阳学生家长田女士的儿子今年上高中，教师节本不想给老师送礼，但一打听，身边的朋友同事都送礼了。由于担心不送礼引发老师不满，田女士只得“随大流”给班主任包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求什么额外的好处，只想让老师对孩子留个好印象而已。”

　　“教师收红包是中华传统文明和当前社会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沈阳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佟雨臣说，虽然“教育红包”只是部分地区、部分学校、部分老师的行为，但这些个体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和教育声誉，还容易引发学生的攀比心理、投机心理，污染孩子纯洁的心灵，应该坚决禁止。

　　维护师德尊严，关键守住底线

　　相关专家、家长认为，遏制“教育红包”升级、泛滥，首先老师要加强自律，守住道德底线，重树师德尊严。此外，应进一步细化相关禁令，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教育部门也应联合家长、媒体等社会各界构筑师德监管网，加强监督执法，把师德“一票否决”举措落到实处。

　　“因为有部分老师‘送与不送不一样’，所以才会有家长认为‘送总比不送要好’，教师节变味，老师要负主要责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坚定信仰和纯洁师德，不能以普遍行为、社会风气等借口，降低了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要求。

　　在欧美一些国家，公立学校老师收受家长、学生的礼物超过一定金额，即可判为受贿。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尽管中外国情不同，但维护师德尊严、教育公平的理念是一致的。遏制“教育红包”泛滥，除了加强教师自律外，更要推进立法，把当前的师德禁令具体化，如规定老师收受财物达到多少数额即犯受贿罪，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经常自己掏钱给学生买本子、买字典，这种温暖的感觉令人怀念。”南京的姚峰表示，以前，红包很轻，但老师对学生的爱很重;如今，红包厚了，老师的爱却轻。“期盼老师和家长携手，共同维护师德师风，重塑纯洁美好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