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钱学森之问” 拔苗助长产生不了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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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尖人才从哪里来？不外乎三个途径：引进外国人才、吸引海归回国和培养本土人才。相对于前面两个外部引进途径来说，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是更具有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我国多年来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但是顶尖人才的培养方式仍然值得探讨。经济发展固然急需人才，但不能因此采取拔苗助长的方法培养人才。我国缺乏顶尖人才是事实，究其原因，培养方式只是一方面原因，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有鉴于此，2009年11月11日，安徽一所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 《新安晚报》向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而为回应 “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出台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并在全国遴选出16所高校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基地。我们自己的顶尖人才真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培养出来吗？

　　有专家认为，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 “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应，也反映出我国高校培养大师级顶尖人才的决心。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就表示，理科方面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特殊性，更倾向于一贯制的培养模式。 “珠峰计划”是一种有益尝试，在实践中可总结提高。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专家学者并不看好这种做法。

　　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富梅说： “这种人才工程式的培养基本模式是从入学的学生中选取优等生单独重点培养，目的是将来成为大师、拿诺贝尔奖等等，非常功利，不符合教育规律，这种思路不可取。钱学森先生认为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定问题，是有着清晰判断的，但是改变这一局面的方法应该是在高校全面进行教学改革，这种改革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从中发掘他们的潜力，从而诞生出顶尖的人才。而不是先选拔一小部分人，就认为大师一定会在这些学生中产生，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大师会是今天的哪个学生，所以应该给所有的学生平等的教育资源以及成才的机会。”

　　山东大学原副校长于修平则认为，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不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只不过人才流失严重，留在国内的顶尖人才数量有限。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之父”王选曾经去美国考察，回来写道：“美国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人们说，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硅谷约有一半科技人员来自亚洲各国，而在关键的科研开发上，华人更是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约占硅谷科技人员总数的1/4以上，而且多为技术部门的骨干。这些骨干大多毕业于北大、清华，他们去美国时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这些人在校时没有被特殊优待，也一样成为了顶尖人才，只不过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这才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近些年，我国虽然加快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的步伐，但是我国人才流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全球政治与安全》一书指出，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近140万名留学生，居世界之最，而归国留学人员不到三成，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美国 《科学》杂志甚至把清华、北大称为 “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面对这样的状况，于修平说：“现在我们除了要大力引进外国人才、吸引海外留学人才之外，还要创造条件、改善环境，使更多的人才能够不外流，也使归国人才能长期留得住。这就牵扯到人才使用机制的问题。”

　　一是要破除人才评价 “论文至上”的机制。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记者说：“以发表论文数量评价科研成果是非常不科学的，科技创新不是种庄稼，周期是固定的，一年能熟几次，有的基础性研究需要几十年坐‘冷板凳’才能出成果，这样的话，‘以论文论英雄’就打击这些学者的积极性。所以对科研和科技人才评价不能诱导短期行为，而更应该着眼未来，注重长效机制和动态考核。”

　　二是建立平等的人才激励机制。王富梅认为，现在我国对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都有力度相当大的激励措施，政策优惠也很多，相比之下对国内人才关注不够。比如为了让更多海归人才干得好、留得住，中科院采取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共同扶持的模式，提供按需分类的个性化支持，即国家支持的专项安家费用，科学院支持团队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研究所支持实验平台提供实验经费，方方面面的待遇都很周到，国内科技人才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李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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