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高考无地域之分不公平

程劭文

　　对于记者“怎么看待现行高考的地域不公平”的问题，袁贵仁说：“地域没有不公平。原来的地域是有差别。西部高校少，经济实力弱，招生率低一些。但经过近10年努力，录取率已大体相当，最低的省已达67%。这就是说，100个孩子考试，有67个孩子可以录取，全国平均数是70%多。虽然还有一点距离，但已不像过去差那么多。”（3月9日《京华时报》）

　　袁贵仁的这个回答，人们乍一看似乎也有道理，但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话原本就是为了转移人们视线，掩盖当前“高考地域歧视”的事实，让广大受歧视地区的考生不再发声，好让高考的地域歧视延续下去。

　　很明显，袁贵仁仅仅是在总录取率上谈“公平”，而忽视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全国各地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比例差异明显。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因为上大学困难，包括经济困难，很多学生选择了上职业技术类学校，参加高考的考生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地区，因此这个比例不能反映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二是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差异巨大，这也是对“地域歧视”议论最多的理由。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的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以北京大学为例，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全国纳税人供养的清华、北大，怎么就成了北京人的清华、北大？中央财政拨款供养的复旦大学，怎么就成了上海人的复旦？

　　网络上有一个案例，说一名湖南籍农民工，偶然间和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天，发现他俩竟同是1999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该民工当年考了523分落榜，而设计师当年在北京考了421分却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导致如今两人社会身份的迥异。

　　而正因为此前全国考生考同一张试卷，北京考生以低于安徽、贵州、河南等地考生100分甚至更多的考分上清华、北大，享受的特权过于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地区考生不满，子孙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的“大人物们”，就想出了由各地自己出题、自己组织高考的办法。这样，北京考生和其他地方考生，高考得分就没有可比性了。

　　正是因为各地自己考试的方法，导致“高考移民”等社会问题。而教育部在社会一片呼吁开放“异地高考”声中，依然坚决捍卫特权阶层的利益，不愿意恢复全国统考制度，更不愿意实行“全国统考、按分录取”这样一种公平、公正的政策，而是让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出方案，结果欠发达地区虽完全开放，可异地考生哪会那么傻帽？而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雄厚地区，依然不对外地考生真正开放。也就是说，有关“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等于再一次涮了一把大众。

　　袁贵仁作为教育部部长，竟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不但无视地域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还蓄意掩盖高考地域歧视，赤裸裸地将教育部长这个“公权力”，当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守护神，令人无法接受。